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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論文發表大數據背景下的反恐對策研究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公共管理論文發布時間:2019-10-17 09:48:59瀏覽:1

恐怖主義犯罪一直以來都是全世界面臨的一大難題,嚴重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我國暴恐犯罪更是呈現出更加智能化、復雜化的特點,網絡暴恐犯罪成為新的威脅。

   摘 要 恐怖主義犯罪一直以來都是全世界面臨的一大難題,嚴重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命健康與財產安全。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我國暴恐犯罪更是呈現出更加智能化、復雜化的特點,網絡暴恐犯罪成為新的威脅。由此,應當充分利用當前大數據背景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科學技術,以《反恐怖主義法》為指導和框架,建立健全情報信息平臺、加強網絡監管、構建全民反恐體系、加強國際合作,及時獲取暴恐分子的準確信息并有效利用,做到面對暴恐犯罪不僅能夠及時反應、有效控制,更能對暴恐分子做出預警提示,將暴恐活動消滅在萌芽狀態。本文以《反恐怖主義法》的實施為背景,針對當前我國暴恐犯罪的新形勢及大數據背景下反恐工作存在的不足,提出大數據背景下的反恐對策,以期為國內反恐工作貢獻力量。

  關鍵詞 大數據 情報信息 網絡監管 反恐怖主義法

  中圖分類號:D630.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8.340

東疆學刊

  《東疆學刊》雜志是延邊大學中朝韓日文化比較研究中心經國家教育部組織專家審核,于2001年4月2日被批準為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本學刊作為基地服務的學術期刊,為盡提高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的整體科研水平和參與國家、地方重大決策的能力,主要研究東方各國觀念形態的文化,如文學藝術、倫理道德、宗教、哲學、政治、法律制度、企業文化。

  當前,我國暴恐犯罪逐漸呈現出暴恐犯罪數量、參與人數和傷亡人數都不斷上升的常態化特征,反恐斗爭形勢十分嚴峻。在當前信息時代背景下,偵查工作格局已由傳統單一的實體偵查模式轉變為實體偵查與信息化偵查相結合的模式,只有更充分地利用信息化偵查手段和大數據分析技術,才能更好地防控暴恐犯罪,更好地實現偵查活動的效益和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以下簡稱《反恐怖主義法》)的頒布,不僅將打擊恐怖主義犯罪提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更為大數據技術作為管理工具應用于國家安全領域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對進一步做好反恐防控工作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一、我國暴恐犯罪的特點

  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各項科學技術、尤其是通信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普及,給暴恐分子以可乘之機和極大便利,暴恐犯罪呈現出更加智能化、復雜化的新特征。

  (一)暴恐犯罪活動的組織性增強

  暴恐犯罪的組織性不斷增強,逐漸由“獨狼式”向“團伙化”“家族化”發展,預謀性不斷增強,互聯網更是成為暴恐分子進行聯絡、預謀策劃犯罪的重要途徑。此外,境外指揮、網上勾連、境內行動的行為方式越發凸顯。例如,2013年“10·28”北京天安門金水橋暴恐案,即是由烏斯曼艾山及家人駕駛吉普車闖入長安街,撞向金水橋護欄,點燃車內汽油致起火燃燒所實施的,具“家族式”特點;2014年“3·1”昆明火車站暴恐案,多名暴恐分子于2013年12月就形成了恐怖組織,團伙性、預謀性特征明顯;而在2014年“7·28”新疆莎車暴恐案當中,有四十多個村民小組參與案件實施,最終造成無辜群眾37人死亡的惡果,團伙性特征明顯。

  (二)暴恐犯罪活動的地域拓寬

  一直以來,我國暴恐犯罪活動主要集中在新疆境內的喀什、和田等地,但近年來,暴恐犯罪活動地域正處在不斷拓寬之中,襲擊范圍呈現出由南疆向北疆、由疆內向疆外發展的趨勢。例如,2013年北京金水橋暴恐案和2014年昆明火車站暴恐案,均是發生在疆外地區,社會危害和影響極大。

  (三)暴恐犯罪活動的作案工具、手段升級

  通信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為暴恐組織和暴恐分子非法傳經、非法傳播與學習交流犯罪手段方法、非法傳播暴恐音視頻等提供了平臺和便利。暴恐犯罪活動的作案工具逐漸由刀斧等冷兵器向汽油、炸藥及爆炸裝置等熱兵器發展,作案手段由單一化向多樣化發展,危害明顯升級。例如,2014年“2·14”新疆烏什縣暴力襲警案中,暴恐分子就同時使用了汽車、爆燃裝置、砍刀等多種工具進行襲擊;而2014年“5·22”烏魯木齊公園北街暴恐案,暴恐分子先是駕駛車輛沖撞群眾,而后引爆爆炸裝置。

  (四)暴恐犯罪成員呈現低齡化、女性化發展趨勢

  暴恐犯罪成員逐步呈現出低齡化發展趨勢,尤其是“恐二代”,自幼受到家人極端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少年期甚至幼兒期即有可能表現出強烈的恐怖主義傾向。①此外,由于暴恐犯罪對于通信網絡技術的利用和依賴程度增強,而年輕人恰巧是擅長這些新技能的群體,這自然成為暴恐犯罪成員低齡化的原因。同時,女性在心理上更具易感性和可控性,更容易被感染、被塑造、被控制,因此,女性成員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了暴恐活動中。例如,2014年“3·1”昆明火車站暴恐案的六名暴恐分子中就有兩名“90后”女性成員。

  (五)暴恐犯罪活動呈現出信息化發展趨勢

  通信和網絡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為暴恐犯罪提供了便利,成為暴恐組織和暴恐分子用以預謀犯罪、傳播極端思想、招募新成員、傳播犯罪技能及暴恐音視頻、籌集暴恐活動資金、實施犯罪等的主要介質,使得跨境、跨區域的暴恐犯罪成為新常態,并且依托互聯網的網絡暴恐犯罪趨勢明顯,呈現出信息化特征。例如,2015年“9·18”阿克蘇拜城煤礦暴恐案中,即有證據證明是由境外“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成員直接指揮該案團伙成員進行“圣戰”。而在北京“10·28”、昆明“3·1”等多起暴恐事件中,暴恐分子都有著通過互聯網和多媒體卡等載體觀看暴恐音視頻、傳播宗教極端思想、學習制爆方法和體能訓練方式的經歷。②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打破了時空界限,其具有的開放性、隱秘性、便捷性特征,為暴恐分子能夠在第一時間組織、策劃、發動、實施、控制恐怖行為活動提供了平臺;③移動網絡的移動性、平民化、便捷性特點,為暴恐分子相互勾連、非法傳播暴恐音視頻提供了便利。

  二、大數據背景下反恐工作的現狀

  (一)大數據應用于反恐工作的必要性

  由于暴恐犯罪具有極大的社會危害性,各國的反恐工作均采用了預防與打擊并重的策略,反恐情報的收集與應用顯得尤為重要和關鍵,加之大數據背景下暴恐犯罪呈現出的新特點、新常態,使得我們必須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和大數據技術,建立健全反恐防恐情報系統,通過數據搜集、分析、應用以及數據挖掘等技術實現反恐工作數據化、智能化,合理配置反恐資源,追蹤識別暴恐分子,肅清網絡環境,有效推進各區域各部門協作。以用網絡打敗網絡、用技術打敗技術,打贏這場艱巨而持久的信息戰。

  2016年施行的《反恐怖主義法》,當中有四章十一條與信息化技術有關,分別對網絡運營服務商的義務,寄遞物流管控上的信息登記核查,危險化學品、民用爆炸物品與放射物品流動期間的定位、標識和追蹤、示蹤,重點目標場所和社會面技防監控系統的規劃和建設管理,涉恐人員生物識別信息的生物樣本信息的采集登記,涉恐人員監管中的技術手段運用,涉恐現場處置中的網絡與通信管制方面做出了明確規定,并在第四章規定了與情報信息相關的內容,對建立健全情報中心等做出了規定。由此,《反恐怖主義法》為信息化手段和大數據技術應用于反恐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制度框架,提供了法律上的指導。

  (二)大數據背景下反恐工作的不足

  1.反恐情報體系不足

  我國反恐情報體系存在著數據庫建設不夠完善、數據整合共享程度有限等問題。一是通過犯罪偵查活動所獲取的涉恐信息總量不足。首先,對于已知的暴恐組織和暴恐分子,因其組織嚴密及活動隱秘的特點,對其情報信息的收集工作較難進行。其中,人工收集情報成本高、風險大,且時效性差,而開源數據情報數據量大,難以快速搜尋出有效信息。其次,對于尚未確實的暴恐組織和暴恐分子的情報獲取,需要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篩選、碰撞、追蹤,但由于基礎數據庫的信息采集的限制,沒有足夠的用于分析的數據分布,并不能分析出有效的情報信息。④由此,也并不能很好地對未發生的暴恐犯罪、暴恐組織和暴恐分子進行預警、監測,難以實現對暴恐犯罪的預防。二是各系統間信息數據共享差。由于各地區各部門技術參差不齊、協調能力不強,導致各系統信息數據互不兼容,各系統之間信息共享差、數據難移植、關聯服務難度大等諸多問題,⑤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反恐的效率,難以適應暴恐犯罪流動性大、跨境跨區域制造事端的特點。

  2.網絡環境監管不力

  暴恐組織和暴恐分子利用手機、互聯網等進行暴恐犯罪的預謀、策劃、指揮及暴恐音視頻的傳播等已成為暴恐犯罪的新常態。由于網絡空間的隱蔽性與開放性,網絡暴恐犯罪較傳統暴恐犯罪輻射范圍更廣,暴恐信息傳播速度更快,危害程度更大。目前,對網絡環境的監管各相關部門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對交融性、開放性不斷提高的網絡環境及日益隱蔽、狡猾的暴恐分子,仍存在監管不力的情況。

  3.專業反恐力量的局限

  目前,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武裝警察部隊等警察力量是我國反恐工作的主要力量,⑥在反恐工作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對于暴恐犯罪事件的現場處置、專項行動的開展、反恐情報的掌握和利用,都離不開警察力量。但是,隨著暴恐犯罪呈現出的愈演愈烈的形勢以及隱秘性、離散化等的新特點,警察力量在反恐工作中體現出越發明顯的局限性,有限的警力無法滿足反恐工作的大量社會防控需求,專業的反恐力量無法保證其能輻射到社會生活的全部微觀場域,⑦成為我們不得不正視的問題。社會力量的參與勢在必行。

  4.國際反恐合作程度有限

  恐怖主義犯罪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國際間各國、各區域的合作與協作是應對暴恐犯罪的必然途徑。但是,由于各國對恐怖主義的認識存在分歧,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程度不同,可用于投入到反恐中的資源也存在差異,加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國際反恐合作難以深入有效地開展。雖然國際反恐合作在多個層次上同時進行,但普遍性合作困難重重,基本停留在雙邊合作的水平上。同時,國際間的反恐情報的共享程度有限,通常只是情報通報、經驗交流,并未涉及核心數據,這與恐怖主義往往涉及較深的國際政治和民族歷史背景有關。

  三、大數據背景下的反恐對策

  (一)構建完善的情報防恐反恐工作模式

  在大數據背景下,在預防與打擊并重的偵查策略的指導下,應當堅持以情報信息為主導的偵查模式。《反恐怖主義法》在第四章情報信息中規定了建立國家反恐怖主義情報中心和跨部門情報信息運行機制,對情報信息的搜集、報告、通報、預警等方面做出了明確規定。

  1.建立健全反恐情報平臺系統

  第一,建立反恐基礎數據庫系統,拓展反恐情報源。暴恐分子及其組織在預謀、策劃、實施暴恐活動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留下各類信息和數據。⑧大數據背景下,反恐基礎數據庫不僅要包括反恐情報機構通過專門工作獲取的信息,更應當立足大數據,廣泛拓展反恐情報源,構建包含暴恐分子各類信息在內的多維數據庫,具體包括暫住人口信息、交通違法信息、違法犯罪信息、車輛登記交易信息、上網信息、旅館業登記信息及銀行卡使用信息等。該系統有利于對涉恐重點人員、群體實施長期動態監控,彌補信息數據缺乏、來源單一的弊端。

  第二,建立反恐情報數據處理與分析系統。在反恐情報基礎數據庫的基礎上,對獲取的反恐情報數據進行抽取、轉換、清洗,剔除冗余、無關及錯誤數據,形成完成、統一的反恐情報數據,⑨并對其進行分析研判,為反恐情報決策提供依據。

  第三,建立反恐預警評估系統。建立反恐預警評估系統對暴恐分子的動向進行實時監測,及時關注其資金、人員等變動情況,一旦發現異動,及時采取措施,這對于暴恐活動的提前預防、將其消滅在萌芽狀態非常必要。可通過對暴恐活動威脅預警分等級的方式來標記其嚴重和緊迫程度,并在對搜集的情報線索進行分析研判的基礎上及時向有關單位、部門通報。據統計,2015年中有98%的暴恐團伙被提前打掉,其中42%的情況為事先獲得情報。例如,在新疆和田暴恐案中,在案發前對暴恐分子的動向監控精準,當暴恐分子剛有所行動時即對其進行控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社科論文發表大數據背景下的反恐對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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