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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義務教育發展軌跡、成就及愿景分析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教育技術論文發布時間:2019-11-23 09:30:20瀏覽:1

義務教育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和提高民族素質的奠基工程,是國家最為重要的社會建設和民生工程,是現代化建設的根砥。我國義務教育雖肇始于清末民初,但其真正發展和普及則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事情。

   內容提要 義務教育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和提高民族素質的奠基工程,是國家最為重要的社會建設和民生工程,是現代化建設的根砥。我國義務教育雖肇始于清末民初,但其真正發展和普及則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事情。歷經70年篳路藍縷、櫛風沐雨的開拓奮斗,我國義務教育不僅在約占全世界1/5的人口中實現了全面普及,而且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大地上促進了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群體之間的均衡發展,踏上了從“有學上”到“上好學”的征途。這既創造了人類教育史上的壯舉和奇跡,也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紅利。展望新時代我國義務教育發展,將把堅持立德樹人、踐行素質教育、推進優質均衡、完善治理體系、實現教育現代化等,作為主攻任務和奮斗方向。

  關鍵詞 新中國 義務教育 歷程 成就 展望

  〔中圖分類號〕G5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9-0001-12

科學教育

  《科學教育》是指傳授科學技術知識和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社會活動,促進人發展的目標和促進社會發展的目標前者是科學教育本體功能的體現后者是科學教育外在職能的體現隨著對科學本質的認識越來越清晰和全面對科學價值的認識日益深刻科學教育目標也不斷發展。

  義務教育是由國家依法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強迫性教育,具有強制性、普及性和免費性特征。義務教育在國家各項事業發展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作用,事關億萬少年兒童健康成長,事關國家發展,事關民族未來。回顧新中國建立70年來義務教育發展的基本歷程,總結其成就經驗,展望其發展趨勢,是重大歷史節點上鑒往知來的重要使命。

  一、新中國70年義務教育發展的基本歷程

  義務教育最早肇始于西方。1763年,普魯士頒布強迫教育法令,這是世界正式實施義務教育的開端。①之后,法、英、美、意、日等國于19世紀下半葉相繼頒布完善了義務教育法律,并使之得到廣泛普及。義務教育在我國從概念濫觴到制度初創是鴉片戰爭后,伴隨著西學東漸思潮的興起而產生的。1902年清政府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次年將該章程修訂后又頒布為《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其中首次提出了實施義務教育的概念和政策:“外國通例,初等小學堂,全國人民均應入學,名為強迫教育,除殘疾有事故外,不入學罪其家長。”②并規定“此項學堂,國家不收學費,以示國民教育國家任為義務之本意。”③這預示著義務教育在我國正式開端。隨后在民國時期又相繼頒布了《學校系統令》(1912年)、《特定教育綱要》(1915年)、《中華民國憲法》(1923年)等,明確提出實施4年制或6年制義務教育。但由于從清末到民國這一時期,整個國家一直處于列強入侵、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戰亂和動蕩時期,因此上述法令宛如一紙空文,根本未能得到廣泛而有效的實施。義務教育作為惠及民生的偉大工程在神州大地上的真正普及與發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事情。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義務教育發展的基本歷程,大體上可將其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恢復建立期(1949-1966年)

  新中國成立后,雖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未明確提出“普及義務教育”的概念,但在教育方針和教育目標中卻始終貫穿著“為人民服務”“面向工農”“科學的、民主的和大眾的”“讓學齡兒童入學”的宗旨,這在客觀上蘊含了發展義務教育的理念與政策。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指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1951年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初等教育及師范教育會議時強調:我們的教育應該以工農為主體,應該特別著重于工農大眾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術教育,并指出“十年之內全國學齡兒童基本上入學,五年之內爭取全國學齡兒童80%入學”的目標。②④彭澤平、姚琳:《新中國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歷程·經驗·展望》,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1、172、175頁。1952年,教育部在《工作計劃要點》中強調:各級各類學校繼續貫徹向工農兵開門的方針。1954年,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9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據統計,到1957年,全國小學數量達到54.43萬所,在校小學生達6428.3萬人,全國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61.7%。②到1965年,小學數量(含教學點)達到168.19萬所,在校小學生達11620.9萬人,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84.7%。朱有瓛主編:《中國現代學制史料》,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 第70頁。

  2.延誤停滯期(1966-1978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各級各類學校相繼出現停課鬧革命,接著開始批判“智育第一”“白專道路”,提倡開門辦學,半工半讀。這一時期包括中小學在內的各項教育事業的正常辦學秩序均遭受到嚴重破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時期毛澤東提出了教育普及的思想,甚至主張縣縣有大學、社社有中學、村村有小學,并在廣大農村地區得到廣泛踐行。但是由于這一時期師資力量和教育資源極度短缺,以及不夠尊重教育規律等原因,中小學普及只有數量沒有質量、只有外延沒有內涵,教育質量極差,這在客觀上造成了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各行各業出現了人才青黃不接、嚴重斷層的現象。十年內亂時期,我國義務教育發展實際上陷入了延誤停滯期。

  3.全面普及期(1978-2010年)

  我國義務教育的快速發展和全面普及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1977年8月鄧小平主持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指出我國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必須從科學和教育著手,并提出自己要親自抓科技和教育,這為發展和普及義務教育提供了頂層支持。從改革開放初到2010年,我國義務教育的發展和普及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提出普及初等教育階段。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在80年代,全國應基本實現普及小學教育的歷史任務,有條件的地區還可以進而普及初中教育”。④隨后在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明確規定:“國家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等義務教育”。

  第二,確立“普九”任務階段。1985年黨中央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并根據當時的國情現狀,提出了分期分批普及義務教育的策略,即把全國大致分為三類地區:“一是約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的城市、沿海各省中的經濟發達地區和內地少數發達地區,在這類地區,相當一部分已經普及初級中學,其余部分應該抓緊按質按量普及初級中學,在1990年左右完成。二是約占全國人口一半的中等發達程度的鎮和農村。在這類地區,首先抓緊按質按量普及小學教育,同時積極準備條件,在1995年左右普及初中階段的普通教育或職業和技術教育。三是約占全國人口四分之一的經濟落后地區。在這類地區,要隨著經濟的發展,采取各種形式積極進行不同程度的普及基礎教育工作。對這類地區教育的發展,國家盡力給予支援。國家還要幫助少數民族地區加速發展教育事業。”②歐陽亭:《教育政策法規文件匯編》第1卷,延邊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22~24頁。1986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六屆四次會議通過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這標志著實施九年制義務教育獲得了正式的法律地位。在普及義務教育、遏止青少年兒童增量文盲的同時,為了消除青壯人口中的存量文盲,于1988年國務院又公布了《掃除文盲工作條例》,規定“凡年滿15周歲以上的文盲、半文盲公民,除喪失學習能力的以外,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均有接受掃除文盲教育的權利和義務”。②這意味著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兩基”目標任務確立。1994年,國家教委印發《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評估驗收辦法》,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普九”驗收評估要求,對該地區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工作進行檢查驗收。

  第三,實現全面“普九”目標階段。到上世紀末即2000年,我國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達到了85%,如期實現了“基本普及”的既定目標。但是全國還有15%的縣(410個)未實現“兩基”目標,其中包括309個少數民族縣和51個邊境縣,這些縣均處在西部地區。陳至立:《鞏固“兩基”成果,開創農村義務教育工作新局面——在國家西部地區“兩基”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教育報》2007年12月3日,第2版。有鑒于這種狀況,2003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實施以“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為核心的《國家西部地區“兩基”攻堅計劃(2004-2007年)》,并于同年9月國務院再次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要求農村地區、西部地區、貧困地區打好“兩基”工作攻堅戰。到2009年,全國實現“兩基”驗收的縣(市、區)累計達到3052個(含其他縣級行政區劃單位207個),占全國總縣數的99.5%,“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99.7%。教育部:《200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國教育報》2010年8月3日,第4版。到2010年底,伴隨著我國西部省份最后一批13個縣“兩基”攻堅任務的完成,“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100%,青壯年文盲率降低到1.08%,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達到99.7%,鞏固率為89.9%,全國3069個縣徹底實現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教育部:《中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報告》,http://www.moe.edu.cn/jyb.xwfb/s5147/201209/t20120910_142013.html,2019年6月28日訪問。

  4.均衡發展期(2010年至今)

  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我國義務教育普及任務的基本完成,區域之間、城鄉之間、校際之間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逐步衍生和凸顯,于是“促進均衡發展,實現教育公平”的呼聲日益高漲,并成為學術界和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在這種背景下,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又被黨中央歷史性地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一時期可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促進基本均衡完成階段。為改善城鄉、區域及校際之間辦學條件、生均經費、師資水平等有形教育資源的差距,2010年1月,教育部頒布了《關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提出了實現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具體目標和路線圖。同年7月,第四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頒布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提出要到2020年“基本實現區域內均衡發展”。2012年初,《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意見》印發,進一步提出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舉措,是義務教育實現普及后的一項重要任務。2012年7月,教育部頒布了《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暫行辦法》,并于次年啟動了對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縣(區)的驗收工作。截至2017年底,全國已有2379個縣(市、區)通過了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督導評估認定,超八成的縣(市、區)實現了義務教育的基本均衡,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11個省(區、市)整體通過了教育部的督導評估認定,總體上完成了基本均衡目標。教育部:《2017年全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工作報告》,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2018n/xwfb_20180227/sfcl/201802/t20180227_327990,2019年6月30日訪問。

  第二,促進優質均衡發展階段。在縣域內所有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達到基本標準、校際間達到基本均衡之后,義務教育又步入促進優質均衡發展階段,即在鞏固基本均衡的基礎上,推進義務教育均衡向更高水平發展,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2017 年9月,教育部制定并發布了《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督導評估辦法》,決定建立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督導評估制度,開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縣市區督導評估認定工作。同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強調完善義務教育均衡優質發展的體制機制。2018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201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要求實施義務教育質量提升工程,促進縣域義務教育從基本均衡向優質均衡發展。至此,全面提升教育質量,實現優質均衡,成為了現階段義務教育發展的主要任務。

  二、新中國70年義務教育取得的輝煌成就

  新中國70年來,我國義務教育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成功解決了約占全世界1/5人口從“無學上”到“有學上”的難題,并踏上了從“有學上”到“上好學”的征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篳路藍縷,奮勇開拓,走出了“窮國辦大教育”的模式。這不僅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亙古未有、史無前例,而且也創造了世界教育發展史上的奇跡。

  1.重中之重:義務教育戰略地位確立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逐步恢復教育秩序和普及小學教育,到改革開放后將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作為整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再到步入新時代以來強調發展“公平而有質量”的義務教育,我國義務教育在國家戰略中的“重中之重”的地位逐步確立。

  首先,義務教育的法律地位得以保障。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提出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明確規定“國家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再到頒布專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1986年頒布,2006年、2015年、2018年三次修訂),意味著國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對普及義務教育做出了明確規定。與此同時,自1985年第一次全教會明確提出要“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相繼頒布了近40部政策性文件來指導和規范義務教育事業的發展,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義務教育法規制度體系,確立了義務教育的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戰略地位。

  其次,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義務教育。從毛澤東主張“在農村, 教育要強調普及”,毛澤東:《毛澤東著作選讀》, 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5頁。到鄧小平強調“中央提出要以極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從中小學抓起”,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 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頁。到江澤民指出“必須舍得投資把義務教育辦好,這是提高全民素質的奠基工程”,《江澤民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http://www.jyb.cn/info/jyzck/200602/t20060220_10762.html,2019年7月12日訪問。到胡錦濤提出“必須促進教育公平……重點是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扶持困難群眾”,《胡錦濤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6/201009/97450.html,2019年7月12日訪問。再到習近平強調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7_10_27_432557_4.shtml,2019年7月12日訪問。可以看出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義務教育的普及和發展,這有力地推動了義務教育戰略地位的形成。

  再次,義務教育成為最為重要的社會建設和民生工程。黨的十七大將“學有所教”列為五大社會建設之首(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十九大又提出了七大民生工程(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與此同時,為確保義務教育有效推進,國家相繼實施了“希望工程”“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兩免一補計劃”“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等一系列斥資巨大、工程浩繁的措施,全社會范圍內也日益生成了“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窮也不能窮了教育”的基本理念共識,這一切都使得義務教育的戰略地位落地生根。

  2.學有所教:義務教育普及目標全面實現

  中華民族雖有“尊師重教,為學受教”的歷史傳統,但千百年來,真正能夠接受教育、啟蒙開智卻始終只是少數統治階級的特權。“有教無類”“受教育權利平等”“人人皆可受教育”等這種基本人權和美好理想,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徹底實現,并使九年義務教育完全覆蓋到13.4億(中國大陸)人口之中。據統計,2018年全國共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21.38萬所,占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總數的41.2%;在校生1.5億人,占各級各類在校生總人數的 54.35%;專任教師973.09萬人,占各級各類教育教師總數的58.17%。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達到99.95%,初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100.9%,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4.2%。教育部:《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907/t20190724_392041.html,2019年7月24日訪問。這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壯舉,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華章。回顧這一偉大進程,彰顯出三個特點:

  第一,投入大。面對建國初期“一窮二白”的局面,黨中央高度重視,勵精圖治,傾注巨大物力財力興辦義務教育。首先,實現了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比例4%的目標。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達到4%”的目標。2012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達到4.28%,此后一直維持在4%以上。據統計,1950年時,國家財政性教育事業費支出僅為3.76億(當年全國總財政支出為60.08億),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2年,第98頁。1980年時,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增長到了134.9億。王紅:《中國教育經費發展歷程與未來展望》,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頁。到1997年時,僅義務教育財政性經費支出就達到了989.2億,2018年時增長到19668億。義務教育財政性經費占義務教育總經費比重從1997年的75.71%增長到2018年的94.29%,增長了18.58個百分點(詳見表1),充分彰顯了義務教育國家舉辦的性質。

  其次,生均教育費用逐年增長。1997年普通初中、小學生均預算內事業費分別為591.38和333.81元,2017年分別增長到14641.15和10199.12元,增長幅度分別為23.8和29.6倍。在1997-2017年間,義務教育階段普通初中和小學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支出呈現逐年增長趨勢(見圖1)。

  再次,生均公用經費增長迅速。在1997-2017年間,我國普通初中、小學生均公用經費分別由93.05元、33.97元增長到3792.53元、2732.07元,增長幅度分別為39.8倍和79.4倍(見圖2)。

  最后,設立了大量的專項資金。為攻堅克難,確保義務教育有效實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繼實施了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197.12億)、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100億)、農村中小學現代化遠程教育工程(90億)、中小學危房改造工程(90億)等一系列投資巨大的工程項目。

  第二,時間短。若從1949年建國算起,到2011年我國全面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用了62年。若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算起,則僅僅用了25年。從世界范圍內看,這一時間跨度也是短的。日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用了78年,英美德等發達國家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普遍用了100多年,與我國毗鄰的印度至今尚未實現義務教育普及。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比較快的是韓國,用了49年。張寧娟:《從追趕到超越——教育跨越式發展道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82頁。而我國是世界上受教育人口最多的國家,建國后用62年時間全面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實屬不易和罕見。

  第三,成效好。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人口為5.42億,其中80%以上是文盲,全國小學在校生人數僅為2439.1萬人。國家西部地區“兩基”攻堅領導小組辦公室:《民生之本 強國之基——西部地區“兩基”攻堅報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6頁。到2010年,小學在校生人數達到9940.7萬人,小學適齡兒童凈入學率達到99.7%,升學率達到98.7%,初中階段在校生人數達到5279.33萬人,毛入學率達到100.1%。教育部:《201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180/moe_633/201203/t20120321_132634.html,2019年7月24日訪問。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促進了國民素質顯著提升,我國初步實現了由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

  3.理念嬗變:從“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

  義務教育從其性質和功能來講,是提高全民族素質的奠基工程,應以面向全體學生、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為基本目標。然而我國義務教育在普及和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受高考指揮棒的導引,在價值取向和基本功能上卻衍生出“應試教育”的傾向,經歷了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發展轉型過程,這一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應試教育盛行期。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初,以“片面追求升學率”為目的的“填鴨式”教學和死記硬背學習方式充斥著中小學,并成為教和學的主導形式,出現了“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學生的命根”以及“題海戰術”“層層加碼”“大運動量訓練”等現象。這種狀況一方面造成學生負擔過重,損害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導致學校、學生和家長只重視智育而輕視德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學生身心出現片面發展現象。

  第二,素質教育理念確立期。針對應試教育弊端的出現,自上世紀90年代起,國家開始著手糾正這一現象。1993年中共中央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中小學要由‘應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國家教育委員會編:《新的里程碑——全國教育工作文件匯編》,教育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68頁。1994年在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后,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增強適應時代發展、社會進步, 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質教育”。教育部:《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79.html,2019年7月24日訪問。1999年在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頒布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進一步確立了素質教育的理念,并對其內涵做出了明確界定:“實施素質教育,就是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以提高國民素質為根本宗旨,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德智體美等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教育部:《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文件匯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頁。2010年第四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頒布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對實施素質教育進一步提出明確要求,指出素質教育的重點是“面向全體學生、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著力提高學生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勇于探索的創新精神和善于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中共中央國務院:《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頁。至此,素質教育的理念在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中得到牢固樹立,并采取各種措施予以積極推進。

  第三,素質教育扎實推進期。盡管素質教育的口號和理念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已揭橥,并且中央相繼頒布了一系列文件予以積極推進,但其實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以至社會上流傳著“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扎扎實實”的說法。針對這一實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提出“素質教育是教育的核心,要大力推進素質教育”,《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 努力把我國基礎教育越辦越好》,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910/c64094-28705697.html,2019年7月24日訪問。并把“立德樹人”作為對教育工作最為核心的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發展素質教育,推進教育公平,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7_10_27_432557_4.shtml,2019年7月24日訪問。在2018年召開的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要 “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習近平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的講話》,http://edu.people.com.cn/n1/2018/0911/c1053-30286253.html,2019年7月24日訪問。201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的專門文件,強調 “堅持五育并舉,全面發展素質教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http://www.gov.cn/xinwen/2019-07/08/content_5407361.htm,2019年7月25日訪問。與此同時,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講話精神和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自十八大以來,教育部和各省教育行政部門相繼采取了一系列操作性改革措施,諸如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改革高考中考制度,規范中小學考試方式,嚴禁考試排名,均等分配普通高中名額,深化課堂教學組織形式和方法改革,實施“減負”“禁止擇校”“免試就近入學”政策,嚴格管控課外補習等,確保素質教育扎實地貫徹和推進。

  4.注重質量:從“有學上”到“上好學”轉變

  在全面完成了義務教育的普及任務之后,根據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優質教育的需求,黨和政府又與時俱進地把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大力加強農村地區、邊遠地區、貧困地區和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建設作為重點,促進上述地區的學齡兒童實現從“有學上”向“上好學”轉變,不僅極大地拓寬了教育公平“量”的維度,而且厚植了教育公平“質”的深度。

  第一,廣大農村和邊遠貧困地區的辦學條件顯著改善,日趨現代化。經過建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努力建設,用“天翻地覆”來形容我國廣大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和面貌的改善一點也不為過。這體現在農村學校的校舍面貌、教學設施、儀器設備、圖書資料、網絡信息等多個方面。這可用兩組數據來說明:2001年時,全國普通中小學校舍建筑面積為108800.74萬平方米,體育運動場(館)面積達標數、音樂器械配備達標校數、美術器械配備達標校數、數學自然實驗儀器達標校數的比例,小學分別為47.4%、 36.62%、3451%、48.55%,普通初中分別為:69.46%、 50.42%、48.84%、68.35%。教育部:《2001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moe.gov.cn/s78/A03/ghs_left/s182/moe_633/tnull_844.html,2019年7月25日訪問。到2018年時,全國普通中小學校舍建筑面積為142987.66萬平方米,比2001年增長了34186.92萬平方米,增長率為31.42%;體育器械達標校數、音樂器材達標校數、美術器材達標校數、數學自然實驗儀器達標校數的比例,小學分別為88.47%、93.89%、93.70%、93.72%,比2001年分別增長了41.07、57.27、59.19、45.17個百分點;普通初中分別為92.58%、95.45%、95.21%、95.64%,比2001年分別增長了23.12、45.03、46.37、27.29個百分點。教育部:《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907/t20190724_392041.html,2019年7月24日訪問。

  第二,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師地位不斷提升,師資力量顯著增強。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師資水平決定教育質量。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中小學教師隊伍建設雖歷經波折,但改革開放后呈現出向上向好的局面。一是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獲得法律保障,教師被定性為“人民教師”,1985年國家將每年的9月10日確定為教師節。1993年全國人大頒布了《教師法》,并明確了公辦中小學教師作為國家公職人員的特殊法律地位。二是黨和政府相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中小學教師隊伍建設。如出臺《教師資格條例》(1995年)、《中小學教職工編制標準》(2001),實施國培省培計劃、免費師范生政策、特崗教師計劃、實習支教計劃、城鄉教師特崗交流計劃等等。以上措施不僅使中小學教師隊伍的數量及時得到補充和保證,而且學歷結構、職稱結構、專業結構、年齡結構日趨優化。據統計,2018年全國專任教師小學為609.19萬人、初中為363.9萬人;專任教師合格率小學達到99.97%,初中達到99.86%;生師比小學為16.97:1,初中為12.79:1,優于教育部公布的小學19:1,初中13.5:1標準。教育部:《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907/t20190724_392041.html,2019年7月24日訪問。三是中小學教師待遇不斷提高。過去是“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而現在中小學教師成為了社會上令人向往的職業。根據國家統計年鑒數據,2017年我國教育行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83412元,高于行業平均工資(74318元)12.24%,在19大行業中排名第7位。數據來源于2008年、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

  第三,均衡發展成效顯著。自2013年教育部啟動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縣(區)驗收以來,我國縣域內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呈現出良好態勢。據統計,2013年至2017 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新建改建擴建學校約26萬所,增加學位2725萬個,補充教師 172萬人,參與交流的校長和教師達243萬人次,累計建設各類校舍和附屬用房面積4.48億平方米,新建體育運動場館 3.39億平方米,新增實驗室、功能室746萬間,新增設施、器材和信息化裝備價值3257億元,新增圖書 14.40億冊,新增計算機1248萬臺。教育部:《2017年全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工作報告》,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8n/xwfb_20180227/sfcl/20,2019年7月26日訪問。通過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督導評估認定的縣 (市、區) 逐年大幅增長(見圖3)。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有2717個縣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驗收,占全國總縣數的92.7%,其中中西部地區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驗收的縣數比例達到90.5%。《全國92.7%的縣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327/c1001-30998746.html?form=rect,2019年7月26日訪問。

  5.多元共治:義務教育治理體系不斷完善

  新中國70年來,我國義務教育的治理體系歷經了一個逐步發展完善的過程,目前基本形成了適應義務教育發展需求的現代義務教育治理體系。

  第一,義務教育管理體制日益完善。新中國成立初期,受“一大二公”思想支配,我國將基礎教育事業作為國家計劃的有機組成部分,納入到國家全面統一管理中,形成了由政府高度集中統一的教育管理體制。這一體制在有效保證基礎教育事業恢復重建和集中發展的同時,也由于政府統得過死、管得過嚴,而出現了管理體制僵化、辦學活力不足等弊端。改革開放后,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人民教育人民辦”的思想引導下,逐步形成了“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基礎教育管理體制。這一體系增強了地方辦學活力,但也造成了地方政府尤其是縣、鄉(鎮)兩級政府財政負擔加重、無米下鍋(西部尤為突出)和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經費投入及辦學條件差距急劇拉大等現象。進入新世紀以來,按照“辦人民滿意教育”和“依法治教”理念,形成了“在國務院領導下,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并完善了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2010年第四次全教會后,按照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的思路,積極探索和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

  第二,義務教育辦學體制逐步成熟。建國初期,我國采取的是政府主導的一元化辦學體制,即所有的中小學均為公辦學校。政府既是教育的投資者、舉辦者,同時又是管理者,辦學經費完全由政府統一劃撥。改革開放后,以政府辦學為主、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義務教育辦學體制快速發展,初步形成了辦學主體多元和辦學形式多樣的新格局。進入新世紀以來,為鞏固社會力量辦學的地位,國家先后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2002年頒布,2013年、2016年、2018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2004年)等法律法規,肯定了民辦教育的合法地位,鼓勵民辦學校積極發展,同時進一步強化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益性原則,形成了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辦學主體多元、辦學形式多樣,充滿生機”的辦學體制。《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頁。

  第三,義務教育學校內部治理結構和體系日益健全。建國后,我國中小學領導體制曾幾經更迭反復。解放初實施軍管制和校務委員會制,1954年開始實施校長負責制,1957年改為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1961年又恢復了校長負責制,“文革”期間實行“革委會”制,1978年再次實行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1985年又恢復了校長負責制,并被較為穩定地確定下來延續至今。經過30多年的探索實踐,中小學校長負責制日益完善,黨支部政治核心和保證監督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教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日益健全,中小學家長委員會制度普遍建立,逐步形成了校長全面負責、黨支部發揮政治核心和保障監督、教職工民主管理、家長和社會積極參與的學校內部治理體系。

  三、新時代我國義務教育發展展望

  經過70年的努力,我國義務教育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實現了歷史性跨越,但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接受高質量義務教育的需求相比,仍存在著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面臨著一些亟待破解的難題。201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這是新時代黨中央對義務教育發展進行的頂層設計和科學謀劃,為進一步深化義務教育教學改革、促進義務教育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1.立德樹人:全面推進素質教育

  經過近30年的推動,我國義務教育雖實現了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理念嬗變和初步轉型,但素質教育的實施依然不到位、不深入。因此,在今后較長的一個時期內,扎實推進素質教育,仍將是我國義務教育改革和發展的主旋律。實施素質教育,首先,要在指導思想上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三不朽”。左丘明著,王瓏燕譯注:《左傳譯注》,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第32頁。《管子·權修》曰:“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15年,第45頁。“立德樹人”既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教育價值觀上的基本取向,也反映了教育的客觀規律。黨的十八大報告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強調要“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118/c1001-19612670-7.html,2019年7月26日訪問。這既是對教育本質屬性和內在規律的揭示,也是對現階段我國教育事業在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種種不合理現象的糾正與矯治,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和指向性。教育以育人為本,育人以立德為宗。目前義務教育在發展和運行中仍存在著重智育輕德育、重知識傳授輕素質培養的現象。這既危害了年輕一代的健康成長,更危害到了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

  貫徹和落實立德樹人,一要樹立正確的人才觀。司馬光講“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2010年,第12頁。王充講“德不優者,不能懷遠。”王充著,張宗校注:《校注論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2頁。因此在人才觀上必須樹立“成才必先成人,成人重在立德”的基本理念。二要堅持德育為先。中小學要切實扭轉德育工作“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出了問題再大喊大叫”的狀況,要不折不扣地把德育課程開齊開足開好,保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要下功夫提高德育課程質量和教學效果,改變那種“我講你聽,我打你通;一講就靈,一打就通”的簡單化和灌輸式教學方式;要堅持教學的教育性原則,把思想品德教育像鹽一樣有機滲透溶解到各門課程的教學之中。三要加強校園文化建設,積極營造文明、高尚、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圍,并把教書育人、 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環境育人真正落到實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王肅整理:《孔子家語》,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74頁。優良的校園文化猶如春風化雨,學生置身其中,久而久之心靈自然會受到濡染、浸潤和熏陶。四要鑄師魂正師風。雅斯貝爾斯講:“教育的本質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德]卡爾·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鄒進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66頁。教師只有具備了優良的師德師風,做到“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才能真正擔負起“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神圣職責,無愧于“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

  其次,在教育內容上要堅持“五育”并舉。學生身心發展是德智體美勞的有機整體,偏廢了任何一方都會造成學生的片面發展。與之相對應,教育的內容自然也應堅持德育、 智育、體育、美育、勞動教育五育并施,齊抓共管。只有五育并舉,才能整體性地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促進其身心全面、健康、和諧發展。目前應特別重視勞動技術教育,強化青少年兒童的勞動觀念、勞動意識、勞動能力和勞動習慣,并在此過程中鍛煉他們的意志品質,砥礪他們的耐挫心理,培養他們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增強他們服務祖國、服務人民、報效國家的社會責任感。

  再次,在管理措施和評價機制上要堅決遏止唯分數、唯升學和“擇校熱”現象,大力推進減負政策,嚴格管控校外培訓機構,防止“校內減負校外補”。素質教育的有效實施不能單靠學校,需要全社會密切配合、協同推進。當前尤其是要通過宣傳教育引導家長們充分認識到,人生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搶跑現象”或“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存在巨大的認知誤區,過早過度的開發和承重,只能破壞和摧殘學生長遠的、持久的、可持續的發展潛力,繼而導致“贏在了起點卻輸在了終點”的厄運。

  2.城鄉一體:實現義務教育高位均衡

  現階段我國義務教育在質量水平上仍然存在著“鄉村弱”“城鎮擠”“城鄉壁壘”等突出問題。推進義務教育城鄉一體化,就是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機制,改變優質教育資源單一“向城性”流動的既有格局,尤其是要縮小城鄉之間的師資差距,從而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義務教育由基本均衡向優質均衡和高位均衡發展。首先,應樹立高位均衡發展新理念。高位均衡是以公平為基,以內涵為重,以質量為本,旨在讓每一個兒童能夠接受到適合自身個性發展的特色義務教育,使兒童的社會化教育和個性化教育有機結合、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有機結合、大眾教育和英才教育有機結合,進而追求一種更理想、高效、優質的教育狀態。其次,應破解制約“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師資瓶頸。師資水平差異是導致目前城鄉教育質量差異的癥結所在,因此大力加強農村師資隊伍建設是促進義務教育城鄉一體化的關鍵。針對在崗教師,應改善鄉村教師的收入待遇,大力提高邊遠艱苦地區從教人員的津(補)貼標準,以市場機制促進教師正向流動。同時應扎實推進教師、校長輪崗交流計劃,使優質教育資源在城鄉之間得到合理調配和布局。針對職前教師,應深化教師教育改革,提高師范教育質量,制定教師優待辦法,吸引和激勵優秀大學生、研究生到鄉村和艱苦邊遠地區從教。再次,應提升政府在“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統籌能力。省、市、縣級政府要統籌規劃和調配教育資源,加快推進薄弱學校改造,做好鄉村教育底部攻堅和精準托底,在經費投入上不遺余力,在優質資源布局上不留盲區,以大氣魄打造大格局,以新理念開創新境界,以高水平鑄就高品質,努力讓每一個適齡兒童的教育權益得到充分尊重,身心健康發展受到充分保障。其四,應提高均衡發展文化軟實力。應著力構建以學校文化建設為抓手,以優質均衡監測制度為手段,以良好教育生態為屏障的發展模式,為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實現高位均衡新跨越營造良好環境,奠定堅實基礎。

  3.以質圖強:奮力實現教育現代化

  黨的十九大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我國教育事業也面臨著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的歷史轉變。教育現代化既涉及到數量更涉及到質量,既涉及到硬件更涉及到軟件,其核心是提高質量、擴充內涵,縮小與發達國家在質量水平上的差距,培養具有現代觀念、現代精神和21世紀核心素養的優秀人才。只有率先實現了教育現代化,才能促進人口素質現代化,只有人口素質實現了現代化,才能真正建設現代化強國。經過70年的發展,我國義務教育已經完成了規模擴張和全面普及的歷史任務,目前亟需從“以量謀大”向“以質圖強”轉變,走質量優先的內涵式發展道路。一要厘定標準,完善義務教育現代化的頂層設計。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這是黨中央關于教育現代化的基本藍圖和構想,其中提出的“八個更加注重”(更加注重以德為先、全面發展、面向人人、終身學習、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融合發展、共建共享),應成為現階段我國構建義務教育發展現代化標準體系的基本遵循。二要軟硬兼顧,推動義務教育現代化實踐發展。在硬件上,加快義務教育辦學條件標準化建設,努力提升信息化水平,以信息化帶動現代化。在軟件上,完善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結構,提高學校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優化師資隊伍建設,加強具有現代化意識的學習文化建設。

  4.守正創新:構建中國特色發展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習慣于遵從和效仿發達國家的理論與模式。借鑒和吸收外來是必要的,但是作為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土地遼闊的泱泱大國,我們更需要銘記初心、不忘本來、面向未來。尤其是歷經新中國70年的發展與積累,我們已創造了窮國辦大教育的奇跡,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義務教育發展模式,完成了從“跟跑”到“并跑”的跨越。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我國義務教育發展應強化“四個自信”,更加關注本土理論創生和實踐創新,以為世界特別是那些發展中國家提供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一要秉持守正的初心,始終堅持黨對義務教育發展的領導,進一步強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義務教育的統籌規劃和管理,尤其是要進一步優化義務教育的管理權限、責任、義務和經費合理分擔機制。二要加強理論探索和創新,積極構建和創生具有中國特色的義務教育發展理論體系。三要提煉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義務教育實踐模式,以在全世界范圍內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感召力,并藉此進一步昭示和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制度紅利。

《新中國70年義務教育發展軌跡、成就及愿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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