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咨詢
您當前的位置:職稱驛站 > 論文 > 行政論文 > 城市管理論文職稱驛站24小時論文發表咨詢熱線:400-680-0558

社區抗逆力培育: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的社會工作策略研究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城市管理論文發布時間:2019-11-23 09:44:04瀏覽:1

如何激活流動人口能動性是當前聚居區治理的重要議題。流動性使流動人口聚居區普遍面臨組織碎片化、管理松散、流動人口身份認同模糊等問題。居委會-物業的治理結構由于對居民能動性和需要關注不足

   內容提要如何激活流動人口能動性是當前聚居區治理的重要議題。流動性使流動人口聚居區普遍面臨組織碎片化、管理松散、流動人口身份認同模糊等問題。居委會-物業的治理結構由于對居民能動性和需要關注不足,而使聚居區治理陷入了“行動的困境”。社區抗逆力由于主張關注邊緣社區內部優勢和潛能,實現了治理向“優勢取向”的轉型。此視角下的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模式具有治理結構動態轉換、內在資源挖掘和治理方法革新的特點,并形成了具體的實踐評估、實踐框架、實踐內容和實踐目標策略。當然,社區抗逆力視角下社會工作在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中的持續作用,還需要進一步思考基層治理專業化的議題。

  關鍵詞社區抗逆力流動人口聚居區社區治理社會工作

  〔中圖分類號〕C9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8-0114-09

中國人口科學

  《中國人口科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主辦自創刊以來,發表了大量有影響、高質量的理論文章,及時反映人口與勞動領域及交叉學科的最新學術研究成果,是各界人士了解人口學發展的重要窗口,它為國家和政府決策部門提供理論信息和對策。

  一、問題的提出

  流動是人類社會永久性的治理議題。流動性對當下中國的意義,主要表現為跨地域的流動,特別是大量農村人口往城市的流動。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農民工數量高達2.86億人,與2016年相比,增長了1.7%。①人口的流動沖擊了國家-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影響在個體、社區以及社會都留下了如何治理的難題。流動人口治理議題提出至今,宏觀層面治理理念的革新與基層社區治理實踐之間存在巨大的行動空間。一方面國家治理方向從一種基于權力運作的管控邏輯轉向一種服務與治理兼重的理念和方式,②大致歷經了社會控制-社會管理-社會治理的轉型,③提出了構建“流動的公共性”、④權利賦予與城市秩序相結合等構想。在這樣的框架下,流動人口治理探索了多種類型的治理形態,提出了 “一體兩翼”的協同治理模式、⑤社區化多元共治模式、⑥多元目標整合型模式、⑦“治理理念-管理體制-工作機制-流動人口需求”四位一體的框架④唐有財:《雙重轉型、雙重張力與流動人口治理框架的建構》,《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等具體實踐模式。另一方面,流動人口的社會經濟地位出現了“逆成長”,相對收入水平和地位自評均呈下降趨勢;田豐:《逆成長:農民工社會經濟地位的十年變化(2006-2015)》,《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3期。仍然“脫嵌”于正式與非正式支持體系,治理面臨多部門協調困難、“城際-省際”跨域協作平臺不足等問題;朱妍、李煜:《“雙重脫嵌”:農民工代際分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社會科學》2013年第11期。始終存在著流動人口的需求與社會治理體制回應,治理理念、管理體制與工作機制之間的雙重張力。④這些因素阻礙了流動人口治理機制和策略的建構。

  整體來看,以往研究展示了流動人口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揭示了“如何激活流動人口能動性”的行動困境。在當前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高度重疊的結構性約束下,中國基層社會管理應該從規范理論走向實證理論,王星:《利益分化與居民參與——轉型期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的困境及其理論轉向》,《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2期。 方能突破當前治理的“行動困境”。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專業社會工作有了長足發展。專業社會工作的本質是對“個人”與“社會”的雙重偏好。將其應用于社區治理能有效回應困境社區個體和集體的雙重困擾,拓寬社區治理的廣度和深度。目前社會工作參與社區治理研究涵蓋了理論框架、參與方式等多種維度的分析。在理論框架方面,社區治理需要專業社會工作的嵌入成為了共識,并就專業社會工作與政府的關系、專業社會工作自主性的保持朱健剛、陳安娜:《嵌入中的專業社會工作與街區權力關系——對一個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個案分析》,《社會學研究》2013年第1期。等議題展開討論。在參與方式方面,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進入社區,王海俠、孟慶國:《社會組織參與城中村社區治理的過程與機制研究——以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為例》 ,《城市發展研究》2015年第11期。建立社會支持為本的社會工作干預模式文雅、朱眉華:《探索“社會支持”為本的社會工作干預——以上海流動人口聚居區社會服務為例》,《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等,從而為流動人口提供基本生活服務、就業服務、社會保障方面的服務等。

  社會工作在激發社區活力,重構社區治理結構方面的積極作用已經得到了學界的廣泛的認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積極取向的社會工作范式更是為邊緣社區治理提供了新思路。社區抗逆力理論是積極取向的社會工作范式的重要代表,由于其特別關注社區內部的優勢與強調社區在抵抗各種風險時的復原能力,而成為當前社會風險管理和社區發展的新視角,對于研究困境社區治理具有重要的價值。因此,本文通過對作者主持和督導的流動兒童家庭服務項目(簡稱“家點支持”和“陽光伙伴”項目)社區實踐的觀察和反思,思考社區抗逆力視角下社會工作在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中的作為,有利于豐富邊緣社區治理經驗和實踐,為社區治理如何“回到社區”提供相關啟示。

  二、流動人口聚居區的流動性特征及其治理

  本文的資料來源于筆者2015-2017年在流動人口聚居區主持和督導的兩個流動人口實踐項目的調查和干預資料(XGY是“陽光伙伴”項目點,DX、NH一期和二期聚居區是“家點支持”項目點),包括網絡報道、社區文件和個案訪談。四個聚居區分屬于三種不同類型,即租住型、宿舍型、自購房型。其中,租住型流動人口聚居區是由大量流動人口租住本地居民住房而形成的社區類型,主要位于城鄉結合部等邊緣區域,居住形態表現為廉價出租屋,居民構成上流動人口所占比例較高。DX屬于這一類型。宿舍型流動人口聚居區是指由政府或企業集中修建的以宿舍的方式提供給流動人口居住的社區類型,其主要位于高新區或者開發區等毗鄰工廠的區域,居住形態是4~8人一間的集體宿舍。XGY和NH一期屬于這一類型,但前者是在安置小區中專門辟出幾棟樓,后者是專門新建的社區。自購房型流動人口聚居區是指流動人口通過購買房屋的形式而集中居住所形成的社區類型,主要位于房價較低的城市邊緣地區。NH二期屬于這一類型(見表1)。

  1.流動人口聚居區流動性及其社會特征

  雖然四個流動人口聚居區形成的具體過程和機制各不相同,但這一特殊的空間類型是戶籍制度和勞動力控制所建構出的特殊的權力形態的空間表現形式,其所代表的新的社會空間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政治性意義,城市經濟發展需要農村勞動力人口但是城市卻未能承擔其世代再生產的成本。任焰、潘毅:《宿舍勞動體制:勞動控制與抗爭的另類空間》,《開放時代》2006年第3期。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形成是為了確保短期地、臨時性地對跨地區勞動力的廉價使用,應對農村勞動力過剩,促進中國經濟與全球生產鏈接軌。任焰、潘毅:《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4期。這一結構性力量和微觀機制共同作用塑造出了四個聚居區高流動性的社區形態,表現為空間高流動和人口高流動。

  流動人口聚居區的空間流動是指流動人口居住地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這造成社區的臨時性和居住的臨時性。社區的臨時性是指流動人口聚居區主要位于城市的邊緣地區。這些聚居區所處地理位置往往是政府經由市場和地區發展策略的中介重塑城市空間的首選之地,難以成為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穩定而長久的定居之地,任焰、梁宏:《資本主導與社會主導——“珠三角”農民工居住狀況分析》,《人口研究》2009年第2期。也使得這些地區成為城市管理和服務的真空地帶。居住的臨時性則是指流動人口在空間的停留是短暫的和不穩定的。宿舍型和租住型聚居區主要是通過暫時性住宿安置來承擔流動人口在城市的日常再生產,而自購房型聚居區也只是流動人口的過渡房,經濟條件一旦滿足,則會換到其他小區。這說明流動人口聚居區更多是作為一種輔助生產的空間,其僅僅滿足的是流動人口基本的居住需要。人口流動包括城鄉之間流動和工作流動兩種形式:城鄉之間流動一方面是指流動人口在節假日等特殊時間段在城鄉間流動,另一方面是指流動人口在城市居住的合法性資格與其工作緊密聯系,如果沒有工作其最終會返回農村生活的情形。無論是空間流動還是人口流動,皆促使流動人口聚居區的社區結構和人際關系產生了相應變化,并由此產生了新的治理問題。

  首先,流動催生了聚居區的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屬性。不同于農村社區完全建立在傳統“熟人關系”上的治理結構,也不同于商品房社區居民之間完全陌生,流動人口聚居區是一個松散的但是內部有部分非正式聯系的異質性社區。流動人口聚居區兼具了農村社區“熟悉社會”與城市社區“陌生人社會”的雙重屬性。一方面,聚居區承襲了農村地緣和血緣的關系,居民間部分是老鄉關系、親屬關系、同事關系。另一方面聚居區內部的異質性和個體化突出。以NH一期來看,居民來自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涉及25個少數民族,共計13000余人。流動人口在此空間的停留是不穩定和不確定的,加大了社區的異質性和“個體化”趨勢,破壞了社區治理的社會基礎,造成居民之間缺乏持久的紐帶,從而難以形成自己的組織和網絡,難以表達權力訴求。

  因此,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屬性,單一的農村社區關系治理和城市商品房小區建立在相對穩定居住空間下的治理均不能有效回應其“二重性”。流動人口聚居區需要在“流動性”背景下完成基層治理框架和策略的建構,既需要考慮到農村原有的關系結構對流動人口的有效作用,還需要思考如何對大規模異質性居民進行有效治理和滿足其需要等議題。

  其次,流動導致了聚居區個體和社區雙重困境。社區公共性指的是社區居民所具有的認同感、歸屬感,以及為了實踐社區集體/公共利益而自覺形成的公共精神。高紅:《城市基層合作治理視域下的社區公共性重構》,《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現代性的流動加速了初級群體的變遷,使得制度、關系和習慣從它們堅固的傳統形式中消解成為流動的,導致公共精神在當代社區生活中的日益消解和式微。范可:《流動性與風險:當下人類學的課題》,《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頻繁的流動模糊了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影響了社區歸屬感。表2顯示,自第一次外出打工以來換過工作的人口占71.7%,平均工作流動次數為5次,流動人口在3年內打算繼續當前工作的僅占49.6%。流動人口無論是職業身份還是居民身份認同上均不統一,認為是農民的占17.2%,工人的占16.7%,農民工的占47.3%,不清楚的占18.8%;居民身份上也呈現出多樣性,認為是本市市民的占33.4%,不是的占594%,不清楚的占7.2%。而在對社區的感受上,有強烈的安全感、歸屬感和幸福感的分別占44.4%、363%、431%,均不足半數。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除了需要回應流動人口個體職業和生活困擾外,還需要創造新的集體記憶,增加流動人口對聚居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再造社區互動共同體。

  2.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結構與資源分配

  雖然不同類型的流動人口聚居區在社區信念系統、溝通過程、組織模式和外部資源方面各有不同,但整體看來具有相似的治理結構與資源分配模式。整體看來,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缺乏居民參與,雖然治理策略加入了網格化管理、“一站式服務”中心的建立等,但是行政化和市場化的資源分配和服務提供邏輯,使得聚居區治理仍然未能解決流動所帶來的亂象。如何改善現有的社區治理結構,如何激發社區內居民參與是聚居區治理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社區治理需要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甚或是社區居民等多元治理主體的良性互動,陳鵬:《城市社區治理:基本模式及其治理績效——以四個商品房社區為例》,《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3期。需要打破國家權力系統所代表的公共性的制度基礎和社區結構形態的公共性的社會基礎在社區層面的不對等。樊佩佩:《流動的治理——城市基層社會的公共性困境探察》,《學術研究》2016年第7期。如圖1所示,當前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主體仍然是以傳統的街居制為主軸,整合物業公司進行合作治理。社區居委會主要提供行政性服務(如證件辦理、行政性服務咨詢等),物業公司承擔商業性服務(如環境衛生、治安維護等)。社區外非政府組織則根據項目周期零星提供流動人口服務,比如:XGY作為一年“陽光伙伴”項目的試驗點,DX、NH一期和二期作為一年的“家點支持”項目點,部分企業則為宿舍型社區流動人口提供統一租用的宿舍服務。

  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主體中社區居民幾乎很少參與。調研中發現,居委會也嘗試引入了網格化管理方式和成立居民協會兩種方法,來細化和增加社區治理的維度。以NH一期為例,其按照樓棟分布將社區劃分為5個區域,實行分級管理,每個區域由一名社區工作人員擔任區域負責人,與該區域警務人員、樓長、舍長、志愿者共同組成區域管理隊伍,目的是建立“信息全掌握,管理無縫隙,服務無遺漏,責任全覆蓋”的精細化管理模式。理論上,網格化管理方式與流動人口聚居區人口規模龐大、人口流動頻繁的特點有高度的契合性,通過空間分割將治理范圍縮小,并依托網格員、網絡管理志愿者等將流動人口細分,從而恢復社區秩序。但是由于居委會在招募、管理和培訓志愿者方面并未投入一定的資源,致使無社區居民實質性地參與網格化治理中,大多數工作仍然由社區工作人員承擔。DX的工作人員完全不清楚流動人口基本數量和分布,根本無法管理和服務居民。而居民協會的成立方面,雖然四個聚居區工作人員都表示大約成立了10個左右的居民協會,但是這些協會都是“自上而下”成立的,協會中并沒有明確的組織成員,平時也沒有相應的協會活動。無論是網格化管理還是居民協會,作為一種組織調整導向,是希望通過將“快”化約為“點”的方式來解決大規模異質性問題,但是受制于協調能力、居民領袖培育等方面,效果未如預期。

  聚居區治理結構的“去居民化”,決定了其資源分配的行政和市場邏輯。居委會的行政化取向是指其主要按照上級政府要求提供服務。四個聚居區都建立了“一站式”便民服務中心。中心為一幢兩層樓的辦公用房,內部設置了閱覽室、活動室等供居民活動的場所。但是服務中心所設置的健身室、閱覽室、電腦室等平常并不會向流動人口開放,項目所在周期中僅有一次在婦聯牽頭的活動中才對外開放了。社區工作人員認為這些設施相對比較貴重,如果對外開放比較難管理。聚居區營造社區文化的“道德講堂”等活動也是按照上級要求的選題開展。這些活動由于不滿足居民的需要,也沒有提供居民主體性發揮的機會,造成流動人口參與度較低。

  物業公司則按照市場邏輯提供服務。成本控制與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服務品質,并與居民的要求之間有較大的鴻溝,激化了物業與居民之間的矛盾。這在自購房型聚居區表現得更加明顯。NH二期居民還因此發起成立業主委員會的集體行動,與物業產生了直接的沖突,最后由新聞記者和居委會介入問題才解決,但是成立業委會的想法也落空了。

  三、社區抗逆力視角下的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轉型

  近年來,抗逆力在地區發展、災害風險減少、氣候變化適應的討論中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社區抗逆力(Community Resilience)由于強調社區在抵抗各種風險時的復原能力,而成為當前社會風險管理的新視角。社區抗逆力理論實現了社區研究范式由問題取向(deficit-orientation)到優勢視角(strength perspective)的轉型,強調立足于發現和尋求、探索與利用案主的優勢和資源,協助他們達成目標,擺脫自身的顧慮與擔憂,強調即使是最邊緣的人/社區都具有內在的轉變能力,劉佳燕、沈毓穎:《面向風險治理的社區韌性研究》,《城市發展研究》2017年第12期。將其應用于脆弱地區,能夠有效地促進當地的社區發展和社區治理。

  社區抗逆力來源于兩個研究傳統:一是社會生態系統傳統。這一傳統下將抗逆力作為一種系統概念,認為不同嵌套水平的系統均具備自我組織、學習和適應、保持穩定狀況的能力。二是來自于發展心理學和精神健康傳統。這一傳統認為抗逆力是一種能力,強調發展和認同社區的優勢來提升抗逆力,認為居民-地方的聯系程度、社會網絡、經濟多樣性等均會影響社區的抗逆力水平。Fikret Berkes and Helen Ross,“Community Resilience: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vol.26, no.1, 2013, pp.5~20.整體看來,社區抗逆力是以一種交互性的視角來探討在風險情境下人與人、人與資源、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在這種作用機制下如何實現抵御風險能力的獲得與提升。朱華桂:《論風險社會中的社區抗逆力問題》,《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不同于社區能力或社區資本,社區抗逆力是社區通過自我組織和集體行動以促進社區發展和福利的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

  面對流動人口聚居區所呈現的“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屬性”“個體與社區的雙重困境”的特征,亟需聚居區基層治理組織進行“流動性”的解讀和再詮釋。將社區抗逆力視角應用于流動人口聚居區基層治理,將治理焦點從流動人口“缺少什么”到流動人口“有什么”,關注流動給個體和社區帶來的機遇和風險,激發和整合社區內個體和整體的資源,解構現有社區權力結構和資源供給方式,推動社區實現良性治理。圖2左邊是社區抗逆力視角下的治理轉型的初級階段,右邊是轉型的理想階段,通過與前文圖1做比較,存在三方面的變化:

  1.社區治理結構的動態轉換。社區治理結構代表的是社區治理的權力關系。當前所倡導的“合作治理”是指社區治理的系統化取向,強調以居民需要為導向,政府-居民-社會組織-社會的整合運作和分工合作。徐選國、趙環、徐永祥:《社會工作服務新型城鎮化建設:動因、空間與策略》,《探索》2014年第6期。社區抗逆力的系統取向要求深入地理解個體與環境的嵌套關系,從動態適應的角度對社區抗逆力進行分析研究。聚居區治理焦點既需要關注個體、家庭和社區內部系統間的整合,還需要在社區與更大的外部系統間建立連接;既需要根據當下聚居區能力設置治理結構,還需要根據能力發展擴展治理結構。如圖2所示,在早期聚居區抗逆力培育階段,在原有治理結構基礎上,加入專業社會工作,在滿足流動人口個體和家庭需要的基礎上,培育、激發和整合居民自組織與相關的外部組織資源,并與居委會和物業公司形成合作互惠的關系。在社區抗逆力形成階段,專業的社會工作角色后移,督導居民自組織的運轉,形成居委會-物業公司-居民自組織-專業社會工作的多元共治局面。

  2.社區資源的內在性挖掘。社區抗逆力將視角回到社區內部,認為調動和激發社區的現有資源和潛能,是社區恢復秩序的關鍵。一般來說,社區的優勢和潛能包括社會網絡、社會支持、溝通、社會融入和社區歸屬感(社會資本)、領袖力、生活期望、學習力、對改變的接受力等。Lesley Chenoweth and Daniela Stehlik,“Building Resilient Communities: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Rural Queensland,” Australian Social Work, vol.54, no.2, 2001, pp.47~54.聚居區目前的行政服務和商業服務均未挖掘聚居區內在資源,治理的可持續性不足。如圖2所示,抗逆力早期培育階段,除去現有的資源供給方式外,專業社會工作立足于流動人口個體、家庭和社區層面的信念系統、溝通過程和組織模式,重整他們的結構和過程,推動個體、家庭和社區抗逆力提升,從而促使流動人口參與居委會事務,與物業形成協商共治關系,并反哺專業社會工作實踐。在社區抗逆力形成階段,則經由各類居民興趣類自組織和專業類自組織的成立,發揮流動人口聚居區內在資源的效力。

  3.社區治理方法的革新。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失序的根源之一是流動人口權力缺乏的問題。激發流動人口作為聚居區居民的主體性,其實質是賦權于流動人口,提供給流動人口聚居區居民以力量感。聚居區當前的治理方法未能回應流動人口處于弱勢的社會文化結構根源。賦權是個體、團體和社群掌管其境況、行使其權力并達成其自身目的的能力,以及個別和集體地能夠借助幫助自己和他人將生命的品質提高到最大限度的過程。[英]Robert Adams:《賦權、參與和社會工作》,汪冬冬譯,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9~20頁。流動人口聚居區抗逆力提升需要采取賦權的方法。如圖2所示,抗逆力早期培育階段,專業社會工作通過自我賦權、集體賦權和社區賦權,引導流動人口將個人與社區的問題放在宏觀的社會體系中,轉換現有“個體化”“消極化”的問題歸因,進而轉換流動人口行為模式,從而促進流動人口能動性發揮。在社區抗逆力形成階段,則通過賦權中的培育、倡導與參與,進一步改善聚居區治理內部和外部環境。

  四、流動人口聚居區社區抗逆力培育的社會工作實踐策略

  社區治理需要在治理框架下形成具體的實踐策略。這需要構建合適的社會工作服務模式。所謂社會工作模式是在社會工作實務中形成的,在相對固定的理論架構指導下的具有普適性指導價值的社會工作服務方式,包含理論假設、基本場景和解決方案(處置原則與實務技巧)。文軍:《社會工作模式及其本土化反思——論社會工作模式的形成及其基本類型》,《社會科學研究》2010年第3期。本文認為流動人口聚居區社區抗逆力培育的社會工作實踐策略,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以“社區優勢”為出發點,評估和發掘聚居區個體和系統的資源與潛能

  社區抗逆力的優勢取向決定了聚居區治理首先要肯定和發掘流動人口個體、家庭、社區內部的優勢和潛能。一個社區的可持續性和抗逆力依賴于這個社區接近和使用主要的資本形式的能力。一般來說,需要評估社區具有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四個方面。在社會資本方面,評估聚焦到相關政府和社會組織推動相互合作和互惠的特征,主要包括聚居區間的合作或聯系、社會網絡、系統間聯系(組織與個人之間,其他組織、政府機構等部門之間的聯系)等。在經濟資本方面,評估聚焦到流動人口用于支持他們生活的財政資源,包括儲蓄、收入等。在人力資本方面,評估聚焦到聚居區居民個體的勞動力、教育和健康,這可了解個體對困境的理解和轉換能力。在政治資本方面,評估聚焦到政府政策環境、政府服務資源和財政資源等。

  四個流動人口聚居區的評估發現,雖然流動人口聚居區普遍面臨社區交通不便利、社區環境較差、社區服務不足等一系列問題,但是在個體和家庭層面大多具有美好的信念,對個體和家庭的發展期待較高;部分流動人口有親屬同住在本社區,具備非正式組織基礎。而在社區層面,則流動人口普遍對社區有美好的期待、對城市生活熱望強烈、具備一定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資源、社區參與意愿強烈、對社區建設充滿各種設想。這些對于激發社區治理的內在動力有積極的作用。

  2.搭建“社區為本”的多系統服務框架,推行多層面的服務內容

  社區作為流動人口生活的場景,成為連接個體和宏觀社會環境的過渡地帶。流動人口聚居區抗逆力提升需要“回到社區”,建立“社區為本”的服務框架。在社會工作領域,所謂“社區為本”是指社會工作者以整個社區為基礎,選擇某一項社區公共議題作為社區工作的突破口,綜合運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的各種專業及其本土化的助人自助與能力建設方法,與社區民眾合力解決民生及生態等諸多社區衰敗的問題,重建社區感與可持續生活。張和清:《中國社區社會工作的核心議題與實務模式探索——社區為本的整合社會工作實踐》,《東南學術》2016年第6期。基于社區抗逆力的系統性和自主性思想,“社區為本”的多系統服務框架要求社會工作者要致力于社區的自我組織和集體行動。

  一是需要以“專業社會工作機構”為載體,培育社區居民組織,形成社區內外主體間的互構和共生機制。當前流動人口聚居區的治理主體主要是政府或物業公司為代表的市場,社區民眾的自主性并沒有得到有效發揮。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福利多元主義認為國家-家庭-市場-非正式部門所構成的多元框架是社會福利提供的主體。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除了繼續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外,還需要發揮社區內社會組織、家庭和個體的力量。在這種治理機制中,四大治理主體需要明確各自主體責任,實現治理功能互補。比如以街道居委會為代表的國家部門著力提供社區治理規劃和制度,加大對其他主體的政策支持;流動人口家庭則著力增強家庭能力建設,保障家庭內個體的福利滿足和家庭外系統資源整合;以物業公司和企業為代表的市場則應該按照市場規則優化流動人口生活和工作環境,履行好相應的職責;非正式部門則著力滿足流動人口社會交往和支持的需要,提供互助平臺。這些治理主體功能的發揮需要依托專業社會工作機構的介入,一方面社會工作者積極發掘社區領袖并促進各類社區居民組織發展;另一方面社工機構要有效地連接其他治理主體,以及社區以外的政府、企業等資源,整合資源和促進多系統互動,從而促進社區治理的自主性發揮。

  二是以“地方性知識”為核心,營造社區公共性。流動人口聚居區無論是在社區形成、社區環境布局,還是社區人口結構等方面均不同于其他城市社區。流動人口聚居區的治理也應該充分考慮這些“地方性知識”,從而增強治理的內在動力。“社區為本”的多系統服務框架下社區公共性的生產和再生產需要嵌入到社區內部情境、文化網絡和歷史脈絡中。社會工作者要激發社區流動人口與其所生活的社區環境之間、居民之間的連接,形成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這需要社會工作者立足于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地方性知識,一方面將流動人口和聚居區的問題同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相聯系,將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問題同城鄉文化、社會制度等聯系起來,從更宏大的背景中去思考治理困境的問題,并促使流動人口反思其所處困境的社會結構根源,從而認識到流動人口問題和聚居區治理問題與流動人口所處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有關,促使流動人口治理意識的覺醒,提升治理動力;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要讓社區民眾和其他的治理主體認識到流動人口及其聚居區文化的獨特性,認識到聚集在流動人口身上的農村文化、城市文化、社區文化均是流動人口獨特的個人和集體記憶。社會工作者可協助流動人口肯定這些文化的價值,從而形成社區獨特的地方性知識,在這一過程中促進個體能力提升、互助網絡形成和參與機制改善,從而形成互助互愛的社區氛圍。

  3.重新定位以“社區需要滿足”為中心的聚居區治理目標體系

  社區抗逆力理論的核心是利用社區內在資源滿足社區需要。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失序與其僅重視外在框架搭建,未深入了解社區需要有關。社區治理的目標和內容不應該是滿足“自上而下”的管理要求,而應圍繞“社區需要”來設置。每個社區的工作重點設置、社區建設的資源配置和社區管理的績效評估都應該基于對每個社區的人口經濟社會特征的科學分析。蔡禾、張蘊潔:《城市社區異質性與社區整合——基于2014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的分析》,《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3期。需要為本的治理目標定位是社區治理以人為本原則的具體體現,其核心是將流動人口聚居區社區治理的目標定位從“行政為本”回歸到“以人為本”。社區治理的目標應該是滿足社區成員的個體和社會性需要。需要可以簡單界定為社會中生活的人在其生命過程中的一種缺乏的狀態,一般被表述為人類為了生存和福祉的生理、心理、經濟、文化和社會要求。理想的社區治理可以通過以下途徑滿足社區需要:一是通過社區治理機制的運作提供社區民眾需要滿足所缺的資源,特別是對弱勢居民而言;二是通過社區治理的集體行動,增強社區居民的能力建設和社會資本建設,從而更好地實現社會需要滿足;三是改善社區層面的缺乏,促進社區居民參與、生計發展、互助互愛、文化多元、生態和諧等,最終使得個人、家庭和社區需要均得到更好的發展。

  社區需要為中心的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目標體系定位重新確定了治理對象、治理目標、治理內容、治理方法等。在社區需要為中心的取向下,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對象應該是社區居民個人、家庭和社區,而不僅僅是個人;治理目標則是多元治理主體對社區居民個人、家庭和社區層面的需要滿足,比如:為流動人口提供適當的營養和水、醫療、教育、住房等;為流動人口家庭內兒童成長發展提供安全的環境,促進家庭內和諧代際關系的建立等;促進流動人口社區發展和社區資本提升等;治理的內容也從基層制度調整或基層民主孕育擴大到社區互助、社區參與、社區文化認同、社區個體能力提升等。社區需要為本的流動人口治理目標定位下,需要社會工作者在綜合采取個案、小組、家庭、社區活動、社會倡導等傳統的社會工作方法推進社區需要滿足之外,利用社會指標法、定性和定量調查法等多元方法有效評估需要,并立足于社區資產、關系和潛能等優勢,制定具體的治理方案,從而賦權于流動人口個體及社區,激發社區治理的內在因子。

  五、流動人口聚居區社區抗逆力提升策略的再思考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大量農村流動人口涌入城市,流動人口聚居區這一新的社會空間被迅速地生產出來。與其他城市社區相比,流動人口聚居區的高流動性給社區秩序和社區公共性帶來諸多挑戰,也倒逼了社區治理方式的革新。但是當前所開展的網格化管理、物業公司和居民協會的納入、“一站式”居民服務中心的建立等治理方式并未能有效激發流動人口的主體性和滿足流動人口的多元需要。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過程中,“問題取向”的治理方式遠遠不夠,還需要“回到社區”,探索宏觀和微觀的連接機制,突破治理的“行動困境”。以社區抗逆力為代表的優勢取向的社會工作由于立足于社區內在的資源和優勢,其具備回應個體和集體雙重困境的專業屬性,使得其在探討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轉型中具有獨特的意義。本文認為將“社區抗逆力視角”應用于流動人口社區治理服務,能夠有效地突破高流動性給聚居區帶來的治理困境,有利于形成我國本土化的邊緣社區治理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創新社區治理體制。

  從前文的論述可知,社區抗逆力視角下的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的實現,專業社會工作的嵌入是關鍵。這也提出了未來困境社區治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議題——邊緣社區治理專業化。基層社區治理專業化客觀上是回應行政化的、經驗化的管理傳統。社會工作作為專業力量介入社會治理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然而在類似流動人口聚居區的邊緣社區,政府投入的資源較少,那些主要依靠購買服務等方式介入城市社區治理的專業力量又該如何進入當前的行政體系呢?專業力量在與政府力量以及其他力量合作過程中,如何建立合法性?專業社會工作的嵌入應該至于何一級政府方能發揮最大的治理效用呢?這些問題的思考是解開社區治理困境的關鍵所在。

《社區抗逆力培育: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的社會工作策略研究》

本文由職稱驛站首發,一個權威專業的職稱論文發表網

文章名稱:社區抗逆力培育: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的社會工作策略研究

文章地址:http://www.kfmqyr.live/lunwen/xingzheng/chengshi/40658.html

'); })(); 水果机在线客服 宁夏11选5走势图新 江苏时时彩开奖号码走势图 上海人都玩什么麻将 福彩甘肃快三 海南环岛赛官网 浙江麻将游戏4人打真人版 海南房产论坛 大乐透杀号定胆 斗地主炸多的棋牌 LV彩票游戏 塑料期货多少就赚钱 山西快乐10分钟的玩法 足彩 江西快三开奖结果快快 黑彩赚钱吗 快乐真人麻将下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