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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治理:城市社區治理新模式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城市管理論文發布時間:2020-01-10 09:09:20瀏覽:1

]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的有效路徑。為踐行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路徑,破解城市社區復雜化治理難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動實施“國家標準化戰略”,在城市社區治理實踐中創新形成標準化治理模式

   [摘 要]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的有效路徑。為踐行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路徑,破解城市社區復雜化治理難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動實施“國家標準化戰略”,在城市社區治理實踐中創新形成標準化治理模式,具有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目標規范化和治理結果公共性等基本特征。標準化治理模式契合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需要,發揮了規范政府公共權力、保障民主自治權利和拓展社區共治空間的功能。標準化治理模式在推動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進程的同時,仍需在健全標準化治理制度體系、協調標準化治理多元關系和均衡標準化治理公共秩序等方面改進提升。

  [關鍵詞]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精細化治理;社會治理;治理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69.3;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10X(2019)05-0088-08

智能城市

  《智能城市》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雙百方針”,理論聯系實際,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和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進學院教學、科研工作的發展,為教育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要求社會治理精細化。對此,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利用多元主體為社會治理注入共治力量。

  在我國選擇依托精細化治理路徑實踐國家治理現代化理念,具有社會基礎和現實土壤。城市社區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根基,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水平決定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能否落實。為實現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要求,我國加快制定并實施《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和《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在城市社區創新探索標準化治理模式,為推動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提供有效途徑。

  一、文獻梳理和問題提出

  從現有文獻考察分析,學界對標準化與治理關系的研究并不鮮見,但相關理論的研究視角各有側重,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

  第一,國家治理整體視野下的標準化研究。即從宏觀層面研究標準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法治化的相關關系。有學者從標準化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的價值意義、現實困境和改進策略演進邏輯出發,認為政府和社會應該進一步重視和加強標準化建設[1]。有學者以標準化與國家治理法治化的二元關系為切入點深入展開,認為標準化與國家治理法治化息息相關,標準化是國家治理法治化的體現和延伸。同時,標準化工作需在法治軌道內進行[2]。

  第二,基層社會治理視角下的標準化研究。即以基層社會治理標準化改革試點為研究對象,從中觀層面探討標準化對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精細化目標的創新價值。有學者以浙江省諸暨市“楓橋經驗”為研究基礎,重點考察標準化建設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實踐意義和運行難題,建議用標準化與法治化相結合的手段推進鄉村治理發展轉型[3]。有學者同樣以“楓橋經驗”為研究起點,系統分析標準化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具體實踐、績效影響和經驗啟示[4]。有學者則以浙江省湖州市“余村經驗”為研究樣本,強調標準化對鄉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意義,并提出相關對策建議[5]。

  第三,基層社區治理視域下的標準化體系建設研究。該視角以微觀層面的城市社區為分析樣本,主張城市社區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必須強化城市社區治理標準化體系建設。有學者以襄陽市襄城區古城辦事處民主路社區為調研對象,在社會資本視角下制定“社區治理結構標準化、社區居民參與標準化、社區社會資本標準化、社區治理制度標準化和社區治理與服務設施標準化”5個研究假設,認為構建社區治理標準化體系對于社區善治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決定性影響[6]。有學者以廈門市海滄區、深圳市福田區、上海市和佛山市等地的城市社區治理經驗為研究對象,探討標準化體系建設對實現基層社區治理精細化的功能作用,并討論改善標準化建設工作的具體措施[7][8]。

  總體來看,已有文獻主要側重于標準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關系的規范性研究、標準化與基層社會治理路徑轉型的經驗性研究和標準化體系對實現社區治理精細化目標的對策性研究。在標準化與治理關系研究上,學界尚未形成統一認識,尤其是對標準化和社區精細化治理關系的理論性分析不足。同時,理論界對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的條件性基礎、概念性框架、內涵性價值以及內在性限度缺乏系統闡釋。在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區治理精細化背景下,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因何產生?有何內涵特征?其價值限度為何?對上述議題的整體思考,在地方實踐和理論研究中具有必要性、緊迫性。

  二、 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的創新動力

  在城市社區治理過程中,現實治理難題和制度設計缺陷成為治理模式創新的內生動力,而政府主動推動和政策體系保障,為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創新提供了外部動力。

  (一)現實治理難題是標準化治理模式的根本動力

  城市社區作為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是鞏固社會治理秩序的根基,也是社會治理難題的集合點,存在組織運行不順暢、民主參與不充分和公共服務不匹配等復雜化、敏感性問題,不利于實現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目標。有效化解城市社區治理危機的現實需要,可以為標準化治理模式創新提供動力。

  1.組織體系運行不暢降低社區治理效益。城市社區自治作為行政建構性制度安排,具有行政性和自治性二元屬性,在城市社區建有服務站、居委會、業委會和物業公司等多類組織,承擔行政、自治和管理服務職能。然而,城市社區行政組織、自治組織和市場組織之間存在職責不明、邊界不清、關系不順等問題,影響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進程。

  一方面,在壓力型體制下,城市社區居委會對口承擔行政任務,接受街道辦事處指標考核,居委會逐漸“科層化”運作,導致居委會協助行政功能覆蓋居民自治功能,自主性趨弱,依附性變強[9]。另一方面,業委會的法律地位尚不明晰,自主治理存在合法性困境[10]。同時,由于組織管理錯位及維權渠道缺位,業主在維護權益時往往采取冷漠抵制或者極端激化形式,向政府管理部門、居委會或物業公司表達不滿,城市社區治理矛盾積聚越來越多。另外,物業公司作為市場組織,在城市社區公共事務治理中理應發揮共建共治作用,但實際上物業公司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不強、動力不足,無法發揮社區協同治理功能。為此,在行政與自治、行政與市場、自治與市場組織體系運轉不暢和治理關系紊亂的情況下,難以改善治理效能,城市社區自治亟須標準化。

  2.民主參與管理不足削弱社區治理合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城市社區居民依法享有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自治權利,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在社區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原則上只有滿足民主參與的復合條件,才能有效實現居民自治。但在社區公共事務具體運行中,存在由于民主參與時間成本較大,居民參與意愿度不強;民主參與渠道稀缺,居民參與頻度較低;民主參與議程受限,居民參與廣度不夠;民主參與意識薄弱,居民參與深度不足等問題,造成居民“被動參與或形式參與”,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現象頻仍,城市社區公共事務運轉乏力[11]。有鑒于此,需要開展社區標準化治理,進一步疏通民主參與渠道,細化民主參與規則,完善民主參與機制,給予社區居民參事議事充分保障。

  3.基礎公共服務不均弱化社區居民認同。社區基礎公共服務是居民生活交往必需的公共產品,健全完善的基礎公共服務有助于提升社區居民認同感、歸屬感和凝聚力。而在社區基礎公共服務供需、管護、使用過程中,存在供需不匹配、管護不到位和使用不合理等治理難題,社區基礎公共服務質量不高,影響社區居民認同度和滿意度。究其原因,在基礎公共服務供需層面,政府自上而下的單一公共服務供給主體與居民自下而上的多元公共服務需求失準;在基礎公共服務管護層面,“重建立、輕建設”的運維實際與“重建立、重管護”的制度要求錯位;在基礎公共服務使用方面,存在基礎公共服務設施過度使用或荒廢閑置的兩難選擇。解決城市社區基礎公共服務不均等難題,實現均等化公共服務目標,同樣成為標準化治理的重要內容之一。

  (二)制度設計缺陷是標準化治理模式的內在動力

  治理制度是平衡社區既得利益和新增利益之間關系的調適規范,也是保證社區公共秩序持續穩定的規則基礎。

  在城市社區治理實踐中,并非缺乏保障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復雜制度體系,相反,“碎片化”“粗放化”或“經驗化”的制度安排,造成城市社區低效治理,難以發揮整體效益。

  1.治理制度的“碎片化”影響政府治理權威。在城市社區治理過程中,社區本身兼具黨建、行政、服務和自治屬性,與之相應建立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居委會、業委會等組織。為保證社區黨建、行政、服務和自治組織各司其職、各盡其能,有效協調社區內部各方力量的利益訴求,政府自上而下和社區自下而上制定系統性規章、條例、公約等。但由于政府“條塊管理”體制和“理性經濟人”假設,針對同一公眾議程,不同部門根據自身利益偏好形成競爭博弈,在制定相應規則時出現“政出多門”或“九龍治水”現象,社區治理制度不斷“碎片化”[12]“繁冗化”,制度制定成本提高,制度“打架”致使治理功能消解,導致居民對政府治理權威認同不足。而構建“領導統籌負責、部門分工合作、群眾溝通互動、社會協同參與”的整體性治理制度體系,需要社區標準化治理路徑創新。

  2.治理制度的“粗放化”制約社區民主運轉。鎮街政府作為基層行政單位,負責執行落實國家政策,城市社區則是基層政權執行落實國家政策的場域。由于城市社區人員結構復雜,公共事務內容繁雜,決定社區公共事務治理制度的制定講求實際、注重實效,滿足規范化、精細化要求。但政府和社區在制定相關治理制度過程中,由于受前期調研不充分、中期考慮不周全和后期跟進不及時等因素影響,單方制定的社區治理制度不清晰、不配套、不適用,往往出現“制度上墻而難以落地”的尷尬困境。開展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實踐,制定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制度的同時,配套制定諸如選舉規則、議事細則、管理準則、監督規范等清晰化、數目字的可操作文本,有助于使城市社區民主運轉起來。

  3.治理制度的“經驗化”束縛社區治理能力。在城市社區治理實踐中,面對歷史積聚性、現實復雜性和短時易變性治理難題,政府和社區往往采用援引法律政策、遵循傳統慣例的方式予以解決,事后應對而非事前預防[13]。政府領導經驗思維的慣性依賴,在應對社區治理難題時采取“權宜之策”而非“長久之計”。同時,由于城市社區自帶高度流動性特點,治理問題容易裂變或擴散。而法律法規、規章條例等制度條款具有滯后性特征,在化解現實治理危機時缺乏靈活性、及時性。僵化的治理制度在出現“短路失靈”時,容易造成公共權力個人隨意化濫用,侵犯公眾個體性權利和政府合法性權威,最終不利于城市社區長效治理。

  (三)政府主動推動是標準化治理模式的外部動力

  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創新不僅具有內在建設動力,也是為加快推進國家標準化的戰略部署,地方政府在城市社區治理領域中的改革探索與路徑優化,是政策體系保障和政府主動推動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創新得益于標準化法律政策體系的有力支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標準化工作建設進程,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指出,標準化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標志著標準化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為推動實施國家標準化戰略,加快完善標準化體系,提高我國標準化水平,2015年國務院制定《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和《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

  標志著基層社區治理迎來了兩個重大突破。一是在基層社區治理中引入市場自主制定的標準,打破政府單一供給的現行標準體系,形成政府主導與市場自主制定的新型標準體系。二是在城市社區治理實踐中,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形塑共建共享標準化治理新格局。與此同時,2017年我國頒布實施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為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創新提供了權威依據和法律保障。

  第二,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創新

  有賴于地方政府主動推動的改革探索。在國家標準化戰略部署要求和標準化政策體系支撐下,我國在城市化水平較高的發達地區,如浙江、廣東和江蘇等省份率先試點推行標準化綜合治理改革。在城市社區治理方面,探索出符合地方治理需要的標準化建設路徑,如浙江省“楓橋經驗”、福建省“海滄路徑”等,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經驗具有重大現實價值和理論意義。在此基礎上,政界、學界和媒界對“楓橋經驗”“海滄路徑”等進行經驗總結和理論提升,并對當前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困境加以反思。隨之,我國進一步擴大標準化治理改革范圍,深化標準化治理改革內容,如深圳、珠海、杭州等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方面開展專項改革,創新發展經驗,出現了深圳“福田經驗”等。同時,北京、上海和天津持續出臺標準化治理新政策、新舉措,加大改革投入力度,釋放改革治理成效。

  三、 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的理論內涵與基本特征

  在對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經驗總結推廣基礎上,深度挖掘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的內涵屬性與基本特性,對于有效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區治理精細化意義重大。

  (一)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的理論內涵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國家標準化戰略實施背景下,我國標準化建設由經濟領域逐漸向文化、社會、政治和生態文明領域拓展,標準化理論逐步延伸應用到工程技術、文化教育、政府管理、社會治理等系統,特別是將標準化引入基層社區治理層面,成為標準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和發展方向。在地方實踐中形成的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成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區治理精細化目標的基礎性制度和有效性手段,在規范政府行政權力、保證民主自治權利和維護社會共治權利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即是在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區治理精細化目標要求下,立于城市社區社會基礎、制度基礎和政策基礎之上,由政府、社區、社會和市場共同參與,將標準化原理、技術和制度運用到城市社區治理領域的創新模式,具有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目標規范化和治理結果公共性等基本特征,旨在追求城市社區治理關系協調、統一、簡化的最佳秩序。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在基礎設施、組織結構、民主參與、運行制度、公共服務、監督管理等方面建立系統性、配套性制度標準體系,保障城市社區治理運轉。同時,制定靈活性、有效性選舉機制、決策機制、協商機制、表達機制等,推動城市社區治理長效。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是一種動態性的治理過程,而非靜態化的治理結果,其隨著經濟社會條件的發展變化而繼續優化升級。換言之,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不僅是一種治理模式創新,也是一種治理機制和治理過程創新,是正確處理行政與法治、行政與自治、自治與共治關系的有益嘗試。

  (二)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在我國,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是對已有治理制度和治理關系的批判超越,其具有自身的基本特性。

  1.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與互動性。在傳統城市社區治理模式影響下,政府單一供給治理標準,行政單向支配治理過程,形成政府一元化治理格局和任務驅動型治理形態[14],基層社會治理活力不高,治理效力不大。而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下,一方面,在治理標準制定上由政府主導、市場參與和社會協同相結合,采取合作治理手段,保證依法制定的治理標準具有民主性、專業性和權威性。另一方面,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過程中,政府、社區、社會和市場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搭建上下互動、縱橫結合的網格化治理結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強化城市社區治理合力。

  2.治理方式的法治化和靈活性。過去,政府對城市社區居民常常實行動員式治理方式,造成城市社區治理非常態化和非法治性。城市社區單純依靠規則章程的治理手段,在面對突發的治理問題時,具有滯后性和局限性。對此,在法治化治理框架下完善既有社區治理制度,進一步制定清單式治理標準,如政府權責清單、負面清單等[15],形成科學化治理標準體系,可彌補法律法規治理的不足。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實踐中,堅持法治原則性和標準靈活性,將法規和標準共同作為治理依據,運用“剛性治理”和“柔性治理”方式,有效實現基層社區善治目標。

  3.治理目標的規范化和精細化。一方面,居民需要在規范化的治理環境中參與城市社區公共事務,而標準是規范化治理的制度基礎,標準化是實現城市社區治理規范化、制度化要求的現實途徑,可以有效減少社區治理隨意化、非制度化發生的可能[16]。另一方面,在傳統粗放化治理方式影響下,政府自上而下強力控制社區自治,對自下而上的合理性民意訴求吸收不足,制定的公共政策容易出現價值偏離和目標偏差,導致社區基礎公共服務供給同質化,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需求難以得到滿足[17]。而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瞄準居民差異化的服務需求,細化社區公共服務事項,明確社區治理主體權責,有助于提升城市社區治理效能,降低城市社區治理成本。

  4.治理結果的公共性與秩序性。以統一性秩序為前提要求的社會治理,是一種行政精英和技術精英主導的技術治理過程,

  社區居民參與不足,過度強調政府監管規制,弱化居民自由選擇,二者之間的非良性互動關系致使社區治理失范失序,不利于社會公共理性培育和公共秩序構建。而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過程中,通過轉變治理理念,充實治理主體,豐富治理手段,減少行政規制力量行使,強化規范民主參與,增強社區共同體意識,推動社區治理技術理性向公共理性轉型,在維護穩定秩序和保障民主自由之間形成動態均衡。

  四、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的價值與限度

  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作為一種機制創新,具有規范政府公共權力、保障民主自治權利和拓展社會共治空間的現實價值。同時,作為動態變化的治理過程,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在基層社區治理實踐中尚有改進空間。

  (一)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的價值

  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有助于實現社區精細化治理目標,集中反映在推進行政與法治、行政與自治、自治與共治關系的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方面。

  1.規范政府公共權力行為,提升行政效率。城市社區作為國家治理的根基,面臨法律政策滲透、行政動員規制、公共服務嵌入和政治組織吸納等整合治理過程。在社區治理實踐中,基層政府利用公共權力配置資源,為城市社區提供治安安全、穩定秩序、公共服務等公共產品。同時,政府引導社區居民自治,減少“民主失靈”帶來的負外部性影響,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效益。但實際上由于基層政府公共權力具有擴張屬性,在城市社區治理中容易出現權力濫用行為,行政力量擠壓社會空間,侵蝕社區自治。對此,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進程中,既要構建法治型政府,使政府公共權力在法治軌道內運行,又要增強社會民主監督力量,對政府公共權力越界行為進行監督問責,“將權力關進制度牢籠”,還要建設服務型政府和效率型政府,轉變政府治理方式和服務方式,推進政府有限權力和有效治理相結合。

  2.保障社區民主參與權利,提高自治能力。為保障城市社區居民享有自治權利,一方面要依法制定社區自治規則程序。城市社區在實施已有法律、章程、公約的基礎上,增設清晰化、科學化的社區法定職責清單、社區事務準入清單、社區公共服務清單等,補充制定社區集體公共事務參與決策、管理監督的流程規范,使社區自治具有充分的現實依據。另一方面要培育社區自治意識能力。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過程中,通過激活社區黨組織、居委會、業委會和社區社會組織等各類組織,強化培育居民民主參與意識,提升社區居民自治能力,反向削弱政府行政干預力量,實現“社區人社區選、社區事社區議、社區財社區管”,真正讓社區回歸自治本質。

  3.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治理,拓展共治空間。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中,為實現社區治理精細化目標,不僅需要政府力量的規范引導和自治力量的民主實踐,還需要市場力量與社會力量的共同參與,推動行政與自治的二元對立關系升級轉型為行政、自治和市場的合作治理關系[18]。如在城市社區基礎公共服務方面,多元化公共服務需求需要發揮公民社會的力量,建立多元治理主體[19],由政府單一供給或者社區自主供給模式創新發展為“政府購買、市場承接、社會鏈接、社區共享”的合作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務政策制定之前,由社工機構精準調研,提供精細化的社區公共服務清單。區鎮(街道)兩級財政統一購買社區公共服務,社工機構提供專業化、多元化公共服務。政府邀請第三方中介機構對社區公共服務內容和服務質量進行考核評估。政府、社區、市場力量、社會力量在社區治理中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合作互動,進而優化城市社區治理環境,拓展基層社會共治空間。

  (二)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的限度

  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區治理精細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標準化治理模式具有自身發展限度和適用邊界,需要在基層社區治理實踐中完善。

  1.多措并舉,健全標準化治理的制度體系。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在規則標準、人才隊伍和投入保障體系建設上還需強化完善。一是健全標準化治理法律法規體系。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中,雖然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等,但還需制定系統配套的制度標準體系,為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提供法治保障。二是完善標準化治理人才隊伍體系。在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由于政府和社區層面標準化建設知識人才儲備不足,專業知識不夠,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運轉乏力。為此,除充分利用政府內部專業精英人才外,還需引入科研院校、智庫機構等智力資源參與社區標準化治理過程。同時,加大力度培育本土標準化知識人才隊伍,為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做好人才資源儲備。三是拓寬標準化治理資金籌集渠道;鶎诱诩哟筘斦度氲耐瑫r,可以引導社會組織自愿捐助或創新社區自籌方式,科學分配和有效使用建設資金,為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提供資金保障[20]。

  2.科學認識,協調標準化治理的多元關系。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追求簡化、協調的最佳秩序,目標在于實現社區治理精細化。但在社區標準化治理實踐中,容易產生秩序唯美主義、技術決定論和過度追求一致等問題[21]。為此,在社區治理中需要科學處理三對關系。一是正確處理標準化與適宜性關系。在制定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政策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社區經濟水平、文化傳統、人口結構等相關因素,堅持實事求是和因地制宜原則,避免采取“一刀切”形式制定實施標準化治理政策。二是正確處理標準化與人性化關系。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有助于實現治理規范化向治理精細化目標轉變,但社區精細化治理并非最終狀態,需要在治理實踐中逐步轉向人性化治理,在城市社區治理中兼顧居民多元訴求,精準細化治理內容。三是正確處理標準化與技術性關系。城市社區精細化治理要求信息化或智能化建設,社區標準化治理路徑是實現精細化治理目標的技術支撐,如城市社區網格化治理即是大數據信息技術在基層社會的實踐運用,推進城市社區治理“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在城市社區治理進程中,未來需要從技術理性向公共理性轉型,現實要求逐漸祛除唯“數據”論的治理理念。

  3.合作共治,均衡標準化治理的公共秩序。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過程是均衡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理性博弈過程,通過制定系統性的制度標準,為社區治理提供基礎性制度安排。一方面,依托標準化治理過程限定政府權力,促進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型。發揮政府規范引導、制度供給和資源配置功能,為城市社區治理提供良善環境,提高社會治理質量。另一方面,城市社區發揮民主自治功能,在民主實踐中強化自我規范和法治意識,培育居民公共理性和自主治理能力。此外,在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過程中,應充分借用社會力量和市場力量,創新探索多元主體合作治理路徑,進而協調城市社區行政、自治和共治關系,營造良性互動的公共秩序。

  五、余 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理念引領、國家標準化戰略推動和社區精細化治理政策要求背景下,各地探索推進城市標準化綜合治理改革,先行先試,創新形成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極大豐富了社區治理實踐,拓展了社區治理內容。在此基礎上,深入總結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經驗,深刻反思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路徑,對于城市基層治理實踐和理論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實踐作為一種治理模式和治理機制創新,其產生與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基于一定的經濟條件、實踐基礎和制度動力。一方面,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在經濟條件較為發達、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率先試點,尚未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城市社區治理水平相對滯后的西部地區實施。而隨著區域、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加快,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將在其他地區的基層社區逐步鋪開。另一方面,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在經驗總結和理論提升的同時,形成的先進做法具有可復制、可推廣價值,成為其他地區政策學習的典型,產生符合地方治理需要的多樣化、多類型再生產政策。另外,創新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具有破解基層治理現實難題的直接動力、優化基層治理運行制度的內在動力,以及標準化建設政策體系的外部推力。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作為地方實踐和制度創新,具有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目標精細化和治理結果公共性等突出特征,有助于拓展城市社區治理研究的理論意蘊。

  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模式也是一種治理過程創新,相對于運動式治理、粗放型治理,更具常態性和穩定性,相較于法治治理實踐,比單純依托法律規則更具靈活性和有效性,在城市基層治理實踐過程中,標準化治理模式具有規范政府公共權力、保障民主自治權利和拓展社會共治空間的現實價值,有助于維護基層社會穩定和構建公共秩序,在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會治理精細化目標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當然,正是由于城市社區標準化治理實踐的漸進過程性特征,標準化治理模式并非終極治理形態,還有深化實踐和改進優化的空間。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發展,在城市基層治理創新探索中,還需進一步健全標準化治理制度體系,協調標準化治理多元關系,均衡標準化治理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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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治理:城市社區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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