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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馬克思正義理論內部結構的跨越融合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思想政治論文發布時間:2019-11-20 09:31:59瀏覽:1

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性、隱晦性的話語表述方式客觀上帶來了其實踐正義理論新景象的遮蔽,甚至引發了塔克爾、伍德等人誤解,指責他沒有正義理論,患上了“道義貧血癥”。

   〔摘要〕 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性、隱晦性的話語表述方式客觀上帶來了其實踐正義理論新景象的遮蔽,甚至引發了塔克爾、伍德等人誤解,指責他沒有正義理論,患上了“道義貧血癥”。為了更加清晰地彰顯馬克思正義理論的獨特性和開拓性,也為了更好地用之觀照中國現實,我們需要深入到馬克思主義正義理論的內部結構之中,跨越融合解構性正義與建構性正義、解釋性正義與規范性正義、高階位正義與低階位正義之間可能存在的理論鴻溝,從馬克思的思想體系中撿取出正義論述,并在堅守其精神要義的基礎上,發展能夠觀照中國實際的正義理論。

  〔關鍵詞〕 馬克思,正義理論,跨越融合,現實觀照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175(2019)04-0005-08

毛澤東思想研究

  《毛澤東思想研究》雜志自1983年創刊以來,始終堅持正確的辦刊宗旨和方針,不斷提高刊物的質量,先后入選CSSCI來源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國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并榮獲四川省優秀期刊稱號。此次又榮獲國家期刊獎百種重點期刊稱號,成為四川省入選本屆國家期刊獎的唯一社科類學術期刊。

  毫無疑問,馬克思正義理論日益成為中國學界的研究熱點。不過,由于馬克思在其文本中并沒有提供系統的正義理論,也鮮有專門論及正義的篇章,只是在批判和譴責資本主義的語境中偶爾和零散地發表對于“正義”的看法,再加上多處將“權利”和“公平”等概念斥責為“陳詞濫調”,導致“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中的伍德、塔克爾、布坎南、米勒、艾倫等人指責馬克思沒有正義理論,患上了“道義貧血癥”。整體上講這種指責是錯誤的,馬克思的確在對傳統正義理論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對正義問題進行了獨特性的研究,開創了嶄新的實踐正義理論的景象,開拓性地確立了自己的正義理論,但從馬克思關于正義的批判性、隱晦性的話語表述中建構馬克思正義理論,并用之觀照中國現實,還需要跨越融合一些理論鴻溝,很多理論和現實難題還需要解答。為了有效地運用馬克思正義理論觀照現實,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義話語體系,闡釋現實中的各種正義困擾,理論界需要主動深入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內部結構,跨越融合解構性正義與建構性正義、解釋性正義與規范性正義、高階位正義與低階位正義之間可能存在的理論鴻溝,讓馬克思正義理論以更加清晰的面貌呈現,以更加真實有效的方式觀照中國現實。

  一、跨越融合解構性正義與建構性正義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沒有把‘公正的觀點當作獨立自存的課題研究” 〔1 〕,馬克思在其理論文本中正面論及 “正義”或 “公正”的地方極為少見,關于“正義”的表述更多地是建基于對資本主義應得正義的制度解構之上的,或者也可以說馬克思主要通過解構性話語闡述了自己的正義理論,這客觀上會造成對馬克思正義理論“支離破碎”“彼此脫節”的印象。毫無疑問,馬克思并不贊成“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的確在文本中多次解構正義話語。概括而言,馬克思解構正義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作為社會基礎的是經濟矛盾而非道德依據,而“‘正義或‘不義的道德觀念是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副產品” 〔2 〕313。二是正義只是一種補救式道德,而馬克思力圖消除正義的條件。三是工人階級容易受到資本主義正義意識形態的迷惑,從而喪失革命的激情。四是相對于分配正義,更重要的是生產問題,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問題。我們知道,馬克思畢生的精力主要用于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認為其是造成資本主義社會罪惡的根源,所以必須揭示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及其剝削本性的非正義性。馬克思渴望建立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公正的社會,從邏輯上講,也必須首先解構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義性”。這也正是馬克思為什么多以解構性的面目展現其正義觀念最為重要的原因。同時,馬克思又比較推崇通過改變不正義的社會制度,實現結果平等的、人類徹底解放的實質性正義。而實質性正義的實現,則依賴于找到能夠帶來社會變化的社會力量和運動,以改變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社會力量就是工人階級,這種運動就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

  這樣,不僅在正義問題上,包括在其他方面,馬克思的文本中確實存在麥克萊倫所指出的情況:“馬克思自己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特征的所有闡述都是極為粗略的。他說得更多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 〔3 〕464雖然我們知道,對于生活在資本主義時代的馬克思而言,解構性正義是前提,是基礎,是主要內容,但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言,正義問題格外緊迫,我們更需要一種建構性的正義理論,而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實,又讓我們不能僅僅從馬克思所建構的共產主義社會正義模型出發,同時還需要借鑒資本主義法權正義理念和應得正義理念。所以,對于馬克思正義理論,我們不僅需要“照著講”,還需要“接著講”,更需要超越對馬克思的文本純粹解讀的層面,在對當代中國現實進行本質性關聯的基礎上,打通“照著講”與“接著講”之間可能存在的理論鴻溝,從道理上闡釋清楚如何才能把馬克思解構的正義原則作為當前中國建構性正義可以借鑒的內容。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方面需要整合、重構和發展馬克思正義理論,同時也要避免對馬克思正義理論的隨意闡釋。用馬克思正義理論觀照現實絕對不能像科恩、杰拉斯和佩弗等人生拉硬套地“把馬克思帶回正義命題”①。這幾位學者把正義原則作為馬克思思想體系的核心觀點來理解,如科恩就認為“正義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中占據著一種核心的地位” 〔4 〕414。事實上,這樣的理解恰恰降低了馬克思正義理論的階位和品質。那么,如何建構馬克思正義理論,填平解構性與建構性之間的理論鴻溝呢?我們認為,只要把握好“過渡時期”“正義”概念的限度和建構性語境這三個前提性條件,我們是可以合理地找到馬克思關于正義的建構性維度的。但是要著重強調的是,正如王南湜教授所言,這只意味著從馬克思對于未來社會的構想中能夠無矛盾地建構一種正義理論,而并不是說現成地存在著一種馬克思的正義理論 〔5 〕。

  所謂“過渡時期”,在馬克思那里是指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或社會主義社會。顯而易見,馬克思完全解構了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正義觀,但馬克思還是以歷史的觀點對于“過渡時期”正義觀念的正當性給予了肯定。在“過渡時期”,在社會仍處于中等匱乏和利益沖突的條件下,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雖然它只是一種資產階級權利原則。也就是說,從理想狀態上看,馬克思并不贊成這種正義原則,但也承認這種正義原則是適合一定歷史階段運行要求的正義觀念,盡管它還是一定社會秩序的法律體系所表達出來的司法意義上的正義觀念,但在這個階段,社會還需要依靠法律制約人們的行為來兌現“正義”。雖然法律不能創造出高水平的正義,但它畢竟是正義的表示和應用,是公平事物的宣告,它是通往自由生產者之聯合體社會的必經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正義原則“可以被原諒或從輕指控” 〔6 〕369。

  作為馬克思筆下“過渡時期”的當代中國,正義作為社會原則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們不能偷懶而不去建構一種馬克思的正義理論,在現階段就放棄對“正義”“權利”“自由”“公正”的訴求,更不能墨守成規,坐等實質正義的自動來臨。雖然過渡時期的“正義”不完美,但它無論在理論深度上還是實踐成效上都超越了資本主義的正義,并會使法律更有尊嚴、制度更加完善、政治更加清明,通過社會實踐,使正義概念獲得新的生長點,以提升正義的品質和境界,為向更高層次的正義過渡創造條件。當然,既然是過渡時期,我們建構的正義就不能過分苛責現階段正義的發展程度,例如在分配正義方面只能追求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的統一,在平等方面更多強調政治平等,還不能完全達到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還必須認可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現實合理性和階段的合理性,在“私有財產的揚棄”依舊“在路上”的時候,當代中國要同時包含基于平等交換的權利原則和按勞分配原則,創造條件逐步提升勞動所得,調整資本所得。

  正義在馬克思那里是個有限度的概念,這是我們在建構馬克思正義理論時必須考慮的前提。至少說,馬克思既不認同世界上存在跨歷史的、獨立于語境之外的正義原則,也不認同對正義概念進行純粹抽象的道德化的處理。馬克思是深入到經濟領域去尋找無產者被剝削的制度性秘密和經濟根源,并以此證明資本主義的非正義和社會主義的正義性的。一言以蔽之,馬克思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正義性進行解構的,當然我們也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根基上,以歷史的和實踐的方式建構當代中國的正義理論,正如習近平強調,“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最主要的還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7 〕96。所以,建構性正義的探索需要奠基于經濟領域,把正義牢牢地置放在社會現實及其具體化行程的堅實基礎之上,在生產方式的變動結構中通過實踐正義排除、調和并羽化各種現實的非正義性矛盾,把公平正義的價值訴求導回到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同時,推進公平正義要深入到強大的經濟事實和鮮活的生產活動中,重視公平正義得以形成的社會經濟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沒有把公平正義理解為純粹的“哲學”問題和“解釋中國”的概念思辨體系,而是把之作為“改變中國”的“歷史科學”和在現實實踐層面解決難題的“實踐哲學”,建成了既在社會現實中有根基,又具有前瞻性價值追求的規范性新時代正義理論,保證了社會公平正義不僅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取向,還能夠作為一種國家治理的成果惠及最廣大人民,是對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建構性承繼。

  如果認真閱讀馬克思的文本不難發現,馬克思對正義的解構性話語都是在具體的語境中展開的,例如馬克思對正義的解構主要是在同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的辯駁和論爭的語境中進行的。所以馬克思并沒有一般性地反對正義,我們不能把馬克思對正義論、權利正義論、市民社會正義論的解構曲解為馬克思沒有正義理論。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清除馬克思正義理論當代構建的障礙。正如尼爾森所言,“在各類語境中,無論是實踐性的還是理論性的,他們(指馬克思恩格斯——作者加)都十分愿意給出各式各樣的道德判斷,而沒有絲毫的躊躇” 〔8 〕10,馬克思并不反對在特定的實踐情境中存在明確的善惡是非標準以及明確的正義判斷,如果馬克思生活在現在,他也肯定愿意建構自己的正義理論。當然,我們也必須要注意,建構性正義不能脫離一定的實踐語境,如果脫離具體的實踐與經濟狀態等語境去談論什么是正義,就會造成固守觀念性的價值超越,而不是立足于“解放的物質條件”理解正義的后果。正義標準植根于人們的生活實踐,而非超驗邏輯,馬克思主張“離開了理想化的‘應該,毅然回到了現實的‘是中……不再是從哲學或倫理的‘應該引出,他要做的是從現實的‘是中引出科學的‘應該” 〔9 〕37。所以,我們要防止把馬克思的正義概念建構成凌空蹈虛的學術概念,而應是以當代中國語境為邏輯起點的實踐正義,應是馬克思主義正義理論“接著講”的“實踐哲學”。

  由此出發,可以說正義在新時代的歷史語境中,是40多年來隨著“貧富分化”漸次形成的重大現實問題,這個問題并不是在一個矛盾點上所生成的,而是由多個矛盾點所共同促生出來的 〔10 〕3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必須勇于擔當,通過實實在在的舉措去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東西發展不平衡等引發公平正義問題產生的歷史性根源,真正干出推進公平正義的實事,創造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實績,建構出真正與歷史唯物主義相融合的當代中國正義理論。

  二、跨越融合解釋性正義與規范性正義

  所謂解釋性正義,也叫實證性正義、描述性正義、認知性正義等等,是指只是描述現實中的正義問題,而不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或不給予一定的價值評價;而規范性正義也叫評價性正義,其指向應當性問題,包含對一定行為或制度的價值評價和批判。在對馬克思有無正義理論的爭議中,伍德和米勒都認為馬克思并沒有將正義當作一個規范術語來使用,對馬克思進行道德化的處理,是不必要的和不值得追求的。的確,如果我們精讀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不難發現,馬克思并不認為正義具有首要的社會改造功能,并多處對基于自然法的規范性正義觀念持否定性態度。由此,不少學者認為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根基的正義不可能是基于某種善的價值理想,只能是一種價值無涉的解釋性正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報告12次提到“公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39次提到“正義”,習近平對新時代社會發展的重大部署中幾乎都遵循了公平正義的價值原則,公平正義作為社會的價值導向貫穿于新時代治國理政實踐的全過程。毫無疑問,在這里正義已經成為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法性與正當性的重要價值,或者說中國特色特色主義由于具有正義的價值理想,因而值得追尋。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用正義觀念調節或改造社會,為當代中國社會提供價值判斷,解決新時代的價值沖突和價值選擇,對社會生活發揮規范、引導與協調作用?顯然,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需要推進正義的規范性論證或建構規范性的正義理論,需要正義作為一種規范性的評價指標而存在,用之匡正發展理念、分配理念、空間結構、地域發展布局、人的生存形態甚至國際交往原則等等方面的規范。也許正如科恩所言,我們需要作為一種規范政治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克思正義理論是否具有評價性的、規范性的意義恰恰是其能否觀照現實的關鍵問題,也是我們能否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正義理論的關鍵問題。在根本的意義上,我們不僅需要客觀的、事實性的、經驗意義上的解釋性正義,更需要具有價值擔當的辨明善惡的正義理念,需要一種能夠有效協調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矛盾的正義理念,能夠在社會規則和道德層面推動社會體制的完善,推動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原則的實現。總之,能夠清楚解釋當代中國面臨的現實困難,“因此,它既應包含一般的道德論辯,也應包含社會的、歷史的考察。也就是說,它不僅是倫理學的,也是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是在規范性和描述性的交叉點上和它們的相互補充中對現實生活的理論把握” 〔11 〕。

  我們也知道,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不是從倫理價值的觀念出發的,而是社會結構和自我實現之間的實踐辯證法的展開。這使得馬克思在面對正義問題時,對正義的規范化和道德化給予了應有的警惕。在馬克思看來,規范性正義有四種基本缺陷:一是容易墜入形而上學的假設,二是會導致規范相對主義,三是容易成為意識形態欺騙性的宣傳手段,四是妨礙真正的社會變革。基于此,恩格斯提出,“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從社會上來看可能遠不是公平的。社會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門科學來斷定,那就是研究生產和交換這種與物質有關的事實的科學——政治經濟學” 〔12 〕488。這也造成了一些學者在馬克思是否具有一定道德立場的規范性正義理論問題上莫衷一是,甚至形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者們那么慎于在道德上討論社會主義”②的印象。伍德甚至認為,“對馬克思來說,行為或制度正義與否,不在于它是否體現了一種法權形式,或者是否與普遍原則相一致。……而取決于受歷史條件制約的生產方式所提出的具體要求” 〔13 〕15。也就是說,在伍德看來,馬克思并不認為正義是一種用以衡量人們行為和社會制度的標準,馬克思主要是在事實性的層面上對資本家的“剝削”進行論證的,并沒有一個價值層面的論證。

  由此,馬克思在正義問題上作出的是一個事實性、經驗性的主張,還是一個規范性的、道德的主張?在正義問題上,馬克思真的存在用事實性來消解價值性的做法嗎?馬克思正義理論僅僅是認知性和解釋性的嗎?有沒有蘊含政治意蘊和價值設定?真的像有的學者所言,“馬克思關于正義的概念,包含了規范性概念(作為抽象原則)和功能性概念(期待被遵循)的矛盾” 〔14 〕?顯然,“關于正義理想,除馬克思讓我們知道人們應該期待它被實現之外,就沒有別的結果” 〔14 〕并不是我們想要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建構一種契合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規范性正義理論必須要跨越解釋性正義與規范性正義之間的理論鴻溝。

  事實上,馬克思不僅以道德社會學為基礎對正義做出了社會學的認知性和功能性解釋,諸如馬克思指出按照通行的標準,即合同法的法律標準,認為資本主義的工資關系是正義的,這里的 “正義”是一種與價值和倫理無涉的概念,只是一種事實性的判斷。此時,馬克思對待正義原則堅持的是歷史維度、科學維度和現實維度的統一。同時馬克思還表達了代表自己道德立場的規范性正義,這兩種正義是并行不悖的,可以有效融合貫通的。以剝削為例,它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既是一個純粹描述性和解釋性概念,但同時也是一個道德概念,潛在地包含某種類型的正義原則,解釋性的真理尺度和規范性的道義尺度在這里相互交叉,統一于同一理論之中,并暗藏著一條通過認識現實的歷史條件從而達到對道義規范把握的通道。再如,馬克思既在解釋性正義的維度提出只要與生產方式相一致就是正義的,也多次在規范性正義的維度譴責資本主義的非正義性。如同英國學者杰拉斯評論的一樣,馬克思對有關規范問題的理論思考極其不耐煩甚至不屑一顧,只在極少的情況下才屈尊參與討論。……但他在別的地方又強調這些問題和概念……他的著作中處處體現著或隱含著規范性觀點,這些觀點十分豐富,盡管處于一種無體系的形式之中 〔15 〕。馬克思之所以對規范性的思考呈現出一定的“矛盾性”,根本原因在于“馬克思試圖將其價值取向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建立在社會理論的基礎之上,這樣就給它們提供一個堅固的基礎——即客觀而科學的基礎——而不是純粹烏托邦和道德主義的基礎” 〔16 〕129。

  由于馬克思在譴責資本主義時所訴諸的基本價值原則并不顯而易見,在其文本中很少發現“歷史道義”“自然正當”“天然權利”等字眼,再加上馬克思擔心如果從規范性正義的內部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會造成歷史唯物主義的弱化。所以,這些因素導致學界在馬克思持有何種類型的規范性正義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凸顯,以至于沒有真正彰顯馬克思正義理論的社會評價功能。其實,只要在承認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之下,我們完全可以在具體歷史現實中建構馬克思規范性正義的價值構成、內涵和原則。

  相對而言,美國學者佩弗在此方面的研究較為突出,他嘗試建構了關于馬克思正義理論的規范性視角,提出馬克思正義理念是建立在自由、共同體和自我實現這些非道德的善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是一個平等主義者,所以他也贊成對于這些社會的善的平等(或近似平等的)分配” 〔17 〕124,“馬克思不僅關心自由和公正分配,而且還關心總體上的社會的善(即收入與財富、職位與機會、閑暇等)的公正分配。……共產主義在道德上之所以比資本主義優越,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一個真正的共同體” 〔17 〕125。總體上講,佩弗對馬克思正義理論中這些規范性價值的尋找的確建構了一種更重視平等和積極自由的馬克思正義理論 〔18 〕,尤其強調馬克思非常重視平等地參與社會決策過程的權利以及平等地獲得自我實現之手段的權利。更為重要的是,佩弗提出,在當前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沒形成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仍處在“互相冷淡的人們對中等匱乏條件下社會利益的劃分提出了互相沖突的要求” 〔19 〕122的時期,人們只能平等分配機會、權利和收益。盡管佩弗的觀點還有不少可商榷之處(諸如其將消極自由的原則確立為馬克思正義理論的首要原則顯然不符合馬克思的理論品格),但毫無疑問,他的學術研究對于深化馬克思關于正義原則的規范性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價值。

  毋庸置疑,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應該是馬克思正義理論的內在性規范的重要一條。不論是早期的異化概念還是《資本論》時期的剝削概念,馬克思都是以“豐富的個性、健全的人”為規范標準來批判的,諸如馬克思認為“在資產階級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時代中,人的內在本質的這種充分發展,表現為完全的空虛化;這種普遍的對象化過程,表現為全面的異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廢棄,則表現為為了某種純粹外在的目的而犧牲自己的目的本身” 〔20 〕137-138。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非正義的探討在于資本主義自身所創造的人類諸種力量和能力已成為異化的力量,并壓制了人性的發展,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造成資本家支配和奴役了無產階級,剝奪了人的自由、共同體和自我實現等人類的善。而共產主義的正義性則在于它會把資本主義現代工業所鍛造的人的所有“驚人能力”充分用于人類自身需求的滿足與人性的全面發展。因而,馬克思認為讓每一個人真正去展示自身,促進人的徹底自我實現就是人類正義。我們也知道,馬克思之所以非常重視經濟和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它能促進人類力量和人類能力發展,“財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換中產生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財富不就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統治的充分發展嗎?財富不就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 〔20 〕137?當然,馬克思在用人的自我實現作為正義的規范性基礎時,是有明確的價值主體的,“人”更多的是指無產階級,人的自我實現更多的是指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這也與后來的大多數正義理論是以弱勢群體切入相契合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那里,正義的社會應該是社會產品和社會關系不再作為異已的力量與無產階級相對抗,無產階級的自我發展和自我潛能能夠得到實現。

  必須要強調的是,建構一種規范性正義一定要避免正義批判對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的僭越,否則就會偏離馬克思的精神要義,規范性正義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后臺”潛伏著,只是隱匿地發揮作用。事實上,馬克思正義理論的規范性建構不能脫離事實性原則和解釋性原則任意翱翔,馬克思從來不會為了“規范”而犧牲“科學”。同時,馬克思正義理論也是有溫度、有情懷、有道義基礎的,這種道義基礎和內在范式不論是自我實現、自由的自決、共同體,還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都是用來規范資本邏輯的,是約束“資本越發達,人就越貧困”社會狀態的。當代中國雖然還需要容忍資本的邏輯,但我們必須尋找制約資本邏輯無限擴張的批判性理由,絕對不能讓資本邏輯成為“統治結構”和主導邏輯。所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義規范理應從馬克思正義理論的規范性基礎出發,清楚地認識到資本邏輯雖然能夠在一定時期促進經濟效率,但也會引發社會公平問題,所以決不能聽任資本呼風喚雨,在保留資本的同時,必須建構駕馭資本的規范性安排,用社會邏輯對抗資本邏輯,進行“資本治理”,建立充滿公平正義的社會。

  三、跨越融合高階位正義與低階位正義

  實際上,馬克思不僅建立了正義原則的內部規范,同時也對資本主義剝削以及那些將其看作正義的標準和觀點進行了外在的批判。如王新生教授認為,“馬克思正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總是用高階正義原則說明和批判低階正義原則,例如用貢獻原則批判權利原則,用需要原則說明貢獻原則的局限性” 〔21 〕。也就是說馬克思從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視角出發批判了資本主義權利原則的不正義,使用的標準是“按勞分配”原則,同時馬克思又從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視角出發,使用“按需分配”原則“對按勞分配原則所體現的某種特定的形式主義進行嚴酷的指責” 〔22 〕162。雖然在此觀點上還存在著不同看法,針對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的“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23 〕436這句話,有些學者認為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構想其實超越了關于權利與正義的思考,在未來的社會,馬克思認為“將不再有資產階級的權利,而且將不再有法權、法律和道德規則” 〔24 〕70。而持此觀點的學者基本上是基于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消除了從休謨到羅爾斯一直以來所理解的“正義的條件”(人的自私、有限的慷慨、稀缺的資源),進入了更加高級的社會,而不是更加正義的社會。但整體而言,學界基本上還是認為馬克思是按照不同的階位來組織正義原則的③,正如盧卡斯所解釋的那樣,馬克思的正義應當被理解為一種層級式辯證法。

  雖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并沒有建立在正義和權利的基石之上,但正如布坎南所認為的那樣,“在馬克思那里,對一個社會的基本的生產力和生產過程的分析比起該社會的正義和權利概念以及它們賴以體現的法權制度,更能在總體上提供理解該社會的關鍵” 〔25 〕52,或者說,“正義與不正義的屬性本身只是階級社會的一個特征,只是社會處于史前階段的一個標志,只是最終必將被超越的一個古語” 〔24 〕72。但毫無疑問,馬克思的思想體系里還是內隱著一種以“每一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核心的正義理論,實現了對資產階級以平等權利為核心的正義理論的超越。這種正義,可以稱之為“超越正義”的正義,是一種高階位的正義。這種高階位和超越性表現在,“它不是消費資料或生產資料的一種不同的、更公正的安排及其重新分配,而是一種每個人的‘自由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和實現的新的文明社會形態。在共產主義社會,真正的正義不是以同樣的標準對待每個人,而是對每個人的不同需要給予同等的關注” 〔26 〕272。正如羅爾斯所理解的那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正義理論“是對于一個公正的、良善的社會世界的描述。它是這樣一個世界,在其中,個人追求自由和自我發展的真正的人類需要得到了滿足,同時,他們也承認所有人都有使用社會資源的平等權利” 〔6 〕378。盡管對馬克思所構想的未來社會圖景是正義圖景還是超越正義的圖景還存在著諸多爭議,但可以肯定地講,馬克思準確地描述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社會變革以及社會的運行機制,這是一種關于如何關注社會分配行為的深層次的根本理念,抓住了我們對于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從而什么是正義的根本理念,并用理想社會的超越性價值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義狀態,包括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正義狀況提供了明確的映照和指引。這種映照和指引不是以絕對的方式、依據普遍的原則來完成的,而是以歷史主義的方式進行的,社會主義是正在運行中的現實資本主義內部和趨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但是,也正如馬克思自己所指出的那樣,共產主義原則不能適用于匱乏的條件,那么,在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之前,在中等匱乏的情況下,在“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23 〕434的時候,如何從馬克思正義理論中獲取有效的理論資源呢?我們知道,雖然只有徹底廢除私有制才能實現高階位正義,但在這之前我們不能只是坐等其成、無所作為。馬克思認為,盡管作為低階位的“貢獻原則”有很多“缺陷”,但在沒有完全實現共產主義之前,我們仍然需要其作為過渡性原則,在這一歷史階段,將“平等權利”賦予人們,每個人都被同一個標準(如勞動)所衡量 〔27 〕216。不完美的權利正義原則仍然有值得借鑒之處,“社會主義可以舉起古代基本權利的旗幟” 〔28 〕174。“從一定意義上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走向權利的時代,是保障公民政治權利全面協調發展的時代” 〔29 〕,習近平特別強調,“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 〔7 〕96。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義,那就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后,人們立即就能學會不要任何權利準則而為社會勞動,況且資本主義的廢除不能立即為這種變更創造經濟前提” 〔30 〕90。所以,建構一種關于權利和分配正義的理論,把權利原則、貢獻原則、需要原則串聯成具有歷史連續性的、在現實生活中起作用的倫理規范,以切實構筑起新時代公平正義的實現路徑,就必須打通馬克思關于高階位正義與低階位正義之間的理論鴻溝。

  實際上,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中,“不同社會條件下的正義原則雖各不相同但卻絕非彼此隔絕和互不相干,而是同一道義規范在社會演變過程中表現出的歷史差異。” 〔21 〕馬克思確實很少對以權利為基礎的正義原則給予肯定性的評價,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輕視權利原則。實際上馬克思擁有一個關于權利的正義準則,也不反對工人爭取正當權利。但由于“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23 〕435,所以對權利原則的討論只有在市民社會中才有意義,而由于當前中國仍未完全超出市民社會的歷史范疇,以權利為根基的正義原則也是適用于市場經濟的正義原則,所以有必要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建構權利正義的原則,并把其與馬克思對權利的批判融貫一致。其實,馬克思從不否定權利正義在市民社會中的歷史價值,如他認為每個人都擁有獲得和使用生產資料的平等權益,所有人都擁有進行制定經濟計劃的民主決策權利,所以他才會號召工人階級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可以爭取平等的權利與義務。權利正義在馬克思那里作為一種正義的歷史形式,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只不過馬克思并不滿足于這種正義形式,而是將正義的真正實現寄托于超越了權利觀念的自由人之間的社會合作,拓寬了正義的邊界,改變了自由主義僅把正義與權利義務關系相關聯的理解方式。雖然馬克思是用“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這樣的高階位原則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利正義這樣的低階位原則,但前者是可以容納低階正義概念并為其提供解釋的根據的。就像 “水果”中包含著 “蘋果” “梨”等類型,高階位正義概念也包含著“權利正義”的層次和類型。從這個意義上講,“在資本主義法權范圍內承認應得正義的合理性,與立足于更高位階的共產主義正義而否定這種應得正義的正當性,二者不僅不沖突,而且分外契合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和歷史進步論的思想品性” 〔31 〕。

  馬克思的高階位正義原則之所以能夠容納低階位正義原則,根本原因還在于其實踐性。馬克思認為正義觀念的辯證是現實世界現實斗爭的反映,而不像之前的思想家所提出所謂的抽象的“永恒正義”,更不是黑格爾所認為的觀念世界為現實世界提供意義。所以,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工資標準仍然取決于勞動量,仍然存在相當復雜且混雜的經濟環境造成的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權利原則作為一種正義原則具有現實合理性,企圖超越這一現實,就是烏托邦。即便是馬克思認為權利正義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中終究屬于“彌補性正義”,具有實踐上的弊端,但“他(指馬克思)也許對非現實的人權感到失望,但絕不會對人權的目標失望” 〔32 〕174。從這個角度看,權利正義原則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仍然具有重要價值。基于此,我們一方面仍然要堅持“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 〔7 〕96,同時要強調權利正義不能只是一個觀念,重心應放在平等發展權的落實上,防止權利正義缺乏相應的制度支撐,淪為一種空想。所以,需要“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 〔7 〕96,“有效保證人民享有更加廣泛、更加充實的權利和自由” 〔33 〕288。

  在當前時期,之所以如此重視以權利為核心的正義原則,在于權利反映的是對國家和社會的訴求,在一定時期與人們的根本需要或利益相連,權利正義至少可以規定個體擁有什么權利,我們應當被授權追求、或自由地追求什么行動和利益、或在此追求過程中享有獲得幫助的權利 〔17 〕389。同時,權利正義在一定層面上也能夠確立個體的強制性義務,為社會制度、方案或政策的辯護或批判提供根據。

  以權利為軸心、以自由為基礎、以正義為訴求的價值觀,基于平等、權利和自由等多元內核的正義觀,在馬克思那里并不是完全沒有一席之地,只是權利“應當不僅僅是表面的,不僅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現,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 〔32 〕112,要避免用權利和正義概念避談“現實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提出“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打贏脫貧攻堅戰,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 〔33 〕40,強調要賦予人民更多財產權利,契合了馬克思關于權利正義的精神要義。

  綜上所述,馬克思正義理論毫無疑問具有強大生命力,為了更好用之指導我們的政治實踐,既需要從馬克思的思想體系中撿煉出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正義論述,同時更要在堅守其精神要義的基礎上,打通可能存在的理論鴻溝,發展出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義理論,以指導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實踐。

  注 釋:

  ①科恩、杰拉斯和佩弗等混合道義論者,形成了理解馬克思正義理論的三項共識:正義中心論、自然權利正當論、正義原則普適論,期望以此把馬克思帶回正義命題。具體詳見:魏傳光.混合道義論的馬克思正義理論批判〔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19(2):6-16.

  ②馬克思在道德上的謹慎主要表現在對道德說教、道德形而上學和道德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謹慎。詳見:魏傳光.馬克思對“道德基礎論”批判的思想邏輯〔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2):72-81.

  ③本人反對埃爾斯特提出的馬克思存在“有等級之分的正義理論”,馬克思只是以不同的視角,在不同的階位上組織運用其正義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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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馬克思正義理論內部結構的跨越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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