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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賦序論爭與兩漢賦序辨析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歷史論文發布時間:2019-11-23 09:36:23瀏覽:1

《文選》收錄賦序,自蘇軾質疑以來,即成為學界經常討論的話題,或贊同,或反駁,莫衷一是。問題的根源在于學界對賦序文體的認識。除個別特例外,賦序應是辭賦作者自己創作的獨立于賦文外的文字,后世編者摘錄史辭、甚或作者本人編集時施加的說明文字,均不應視為賦序。準此以觀兩漢的作品,則西漢沒有確定的賦序,東漢的賦序也是真偽雜陳。

   內容提要《文選》收錄賦序,自蘇軾質疑以來,即成為學界經常討論的話題,或贊同,或反駁,莫衷一是。問題的根源在于學界對賦序文體的認識。除個別特例外,賦序應是辭賦作者自己創作的獨立于賦文外的文字,后世編者摘錄史辭、甚或作者本人編集時施加的說明文字,均不應視為賦序。準此以觀兩漢的作品,則西漢沒有確定的賦序,東漢的賦序也是真偽雜陳。

  關鍵詞《文選》賦序蘇軾論爭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8-0076-09

長江論壇

  《長江論壇》以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宗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重點研究長江流域、武漢與中部的戰略發展問題,密切關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經濟前沿問題和社會熱點問題,及時宣傳國際國內的創造性成果。

  賦序,顧名思義,即為賦而作的序。如同書序、詩序一樣,賦序往往也是序篇章之所由作,對理解具體的作品有較大的幫助,歷來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文選》編者在選錄漢魏以還的賦作時,收錄了數量不菲的賦序,即可見其一斑。可是,早期賦序的真實性以及《文選》載錄的可靠性,也存在頗多爭議之處,自宋人蘇軾以來常有人論及。茲結合時賢的討論,對《文選》賦序收錄是非的問題予以辨析,并將傳世兩漢賦序重加理董,去偽存真,以就教于方家。

  需要略加說明的是,賦在漢代有廣狹之分,本文取狹義的含義,所論賦序均為以“賦”作為篇名的作品,他如揚雄《解難》《解嘲》、班固《答賓戲》、崔骃《達旨》、張衡《應間》等均略而不論。賈誼《吊屈原文》往往被稱為《吊屈原賦》,王褒《甘泉宮頌》也曾被稱為《甘泉賦》,為免枝蔓,凡如此類者亦從略。

  一、賦序的界定與《文選》收錄賦序的爭論

  賦序是序文的一種。序文的起源,以源于《易傳》,尤其是其中的《序卦》,較有說服力。經《儀禮》篇后之記、《禮記》之《冠義》《昏義》《莊子·天下》《呂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等發展孕育,逐漸成熟。對于“序”這一文體的起源及其體制,可參見趙厚均:《序文含義的演變及其體制》,《中國文學研究》第19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些文字,因為其書往往成于眾手,不能視為自序;而其又出于編書者之手,也不能視為他序。《詩》大小序、《尚書序》等明確標明為序,乃是后人闡釋古書時因“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孔安國《尚書序》)而附加上的。尤其是《詩》《書》小序,乃他人為單篇作品而作序,或述本篇主旨,或言篇章之所由作,為序之古體,是較為特殊的他序。自左思賦《三都》而求皇甫謐作序,則為求人作序之始。其后著述勃興,為他人著作作序者成為常態,卻罕見為他人單篇作品而作序者。自序之作,源于《太史公自序》。余嘉錫云:“《莊子·天下》《淮南·要略》,皆序也,但無序之名。其以自序入著述,始于司馬遷《史記》,揚雄仿之。后此如魏文帝《典論》,葛洪《抱樸子》之類,皆有‘自序,不可勝數。又如班固《漢書》,謂之‘敘傳,王充《論衡》,謂之‘自紀,王符《潛夫論》,謂之‘敘錄,皆自序也。”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0頁。這些自序皆為專書而作。除《詩》《書》序之外,漢代流傳下來的作品皆是自序。至于單篇作品之序,似以賦序為最早。吳承學認為:“在詩歌創作領域中,詩人寫作自序風氣更主要是受到儒家《詩經》闡釋學的影響。……當這種批評家對于古人詩歌的闡釋變為詩人的自我闡釋時,詩自序便自然出現了。”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22頁。這種流變,對考察賦序創作也是適用的。賦作為漢代一代之文學,是當時最為風行的文體;漢代又是儒家經學最為興盛的時代。賦家或許即受到《詩》小序的影響,為賦作進行自我闡釋,遂產生了賦序。作為一種文體,賦序并非賦的開端,而是獨立于賦正文之外的文字,這與《詩》小序不能被視為《詩》是一致的;同時,除皇甫謐《三都賦序》這一特例外,唐前賦序均為作者自序。按,唐宋時有兩個他人為賦作序的特例。初唐謝偃《述圣賦》,其序為唐太宗所作,《舊唐書》列傳卷140文苑上云:“(謝)偃嘗為《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詔見,自制賦序,言區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為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圣賦》。”這是帝王作賦序,再命臣下作賦。蘇軾子蘇過有《思子臺賦》,蘇軾序云:“予少時嘗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于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后之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之仿佛也。”(《蘇軾文集》卷1,中華書局,1986年,第30頁)這是父親作賦序,命兒子作賦。這兩例顯然都比較特殊,不是賦序的常態。明白這兩點,有助于我們下文的討論。

  宋玉《高唐賦》《神女賦》開端楚王與宋玉問對的散體文字,《文選》卷十九在收錄時將其視為賦序,這是目前可見的最早被定為賦序的作品,但蕭統的處理卻遭到蘇軾尖銳的批評:

  《答劉沔都曹書》云:“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于文而陋于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等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蘇軾著,孔凡禮校點:《蘇軾文集》卷49,中華書局,2004年,第1429頁。

  《書〈文選〉后》云:“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大可笑。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蘇軾著,孔凡禮校點:《蘇軾文集》卷67,中華書局,2004年,第2095頁。

  《東坡志林》卷五云:“五臣既陋,甚至于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又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余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蘇軾:《東坡志林》卷5(十二卷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蘇軾認為《高唐賦》《神女賦》開端的散體文字與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中子虛、烏有、亡是公三人的論難是同一性質,都是賦文的正文,并非賦序。日本學者谷口洋認為:“按一般說法,‘序就是處在本文外部而對作品給以說明的另一篇文章。那么,相如賦三人論難就更不能說成‘序了,因為它首尾相應,形成整篇的框架。《高唐賦》《神女賦》‘玉曰:唯唯以前也不能說成‘序,況且這個部分往往用韻語。總之,這些作品雖然可分為散體、賦體(狹義的)兩大部分,可是各個部分均為組成作品的一部分,不能劃分為作品的‘本文和作品外部的‘序。”([日]谷口洋:《試論兩漢“賦序”的不同性質》,《濟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所言簡明精當,值得參考。蘇軾三度論及《文選》界定賦序的失誤,也引發了后來的學者繼續探討《文選》賦序收錄是否得當的問題。南宋王觀國進一步指出:

  傅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無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為序。此四賦皆托楚襄王答問之語,蓋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為賦序,遂析其辭。觀國按:司馬長卿《子虛賦》托烏有先生、亡是公為言,揚子云《長楊賦》托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為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傅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有唯唯之文,遂誤析為序也。……又《文選》載揚子云《解嘲》有序,揚子云《甘泉賦》有序,賈誼《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為序,誤也。王觀國:《學林》卷7,中華書局,1988年,第220頁。

  王觀國指明了《文選》收錄賦序的兩點錯誤:誤析賦首一段為序、摘史辭以為序。清人王芑孫亦持此觀點,《讀賦卮言·序例》云:

  周賦未嘗有序。荀子《賦論》第二十六曰“論”者,即以賦為論,別無論著也。《離騷》《九歌》《九章》皆無序。宋玉賦之見《文選》者四篇,不載《文選》者一篇,皆無序。蓋古賦自有散起之例,非真序也。《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篇,李善、五臣皆題作序。漢傅武仲《舞賦》引宋玉《高唐》之事發端,善亦題為序,其實皆非也。高唐之事,羌非故實,乃由自造,此為賦之發端。漢人假事喻情,設為賓主之法,實得宗于此。且《高唐》《神女》諸篇,散處用韻,與賦略同,尤可征信。

  西漢賦亦未嘗有序。《文選》錄賦凡五十一篇,其司馬之《子虛》《上林》,班之《兩都》,張之《二京》,左之《三都》,皆合兩篇為一章法,析而數之,計凡五十六篇,中間有序者凡二十四篇。西漢賦七篇,中間有序者五篇:《甘泉》《長門》《羽獵》《長楊》《鳥》,其題作序者,皆后人加之,故即錄史傳以著其所由作,非序也。王芑孫:《讀賦卮言》,《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上海淞隱閣清光緒五年(1879)三月印。

  近人劉盼遂《〈文選〉篇題考誤》,劉盼遂著,聶石樵輯校:《劉盼遂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21~234頁。美國學者康達維《〈文選·賦〉評議》,趙福海等編:《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74~80頁。也都對《文選》賦序的處理有過質疑。

  當然也不乏為昭明辯護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云:

  蘇子瞻謂:“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此謂之序,大可笑。”按,相如賦首有亡是公三人論難,豈亦賦耶?是未悉古人之體制也。劉彥和云:“既履端于唱序,亦歸余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則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歸余曰亂,猶人身中之耳目手足,各異其名。蘇子則曰莫非身也,是大可笑,得乎?何焯:《義門讀書記》,中華書局,1987年,第882頁。

  黃侃也認同何焯的觀點:“并序二字未必昭明舊題,即令出于昭明,亦不足訾,至何焯所云序實與并序之序不同,蓋如所論,履端皆可名序也。”黃侃:《文選評點》,中華書局,2006年,第177頁。兩人皆從“序”的含義上為昭明開脫,針對的是前人批評《文選》誤析賦首為序這一點。屈守元也肯定何焯“批評蘇軾,很有道理”。⑧屈守元:《文選導讀》,巴蜀書社,1993年,第98、194頁。其實何焯的辨析,看似言之成理,實則對“序”這一文體未有清楚的認識。作為賦首“履端”之序,仍是賦的正文的組成部分,是不能與賦分離的,與作為文體的“序”不能等同,亦即存在黃侃所說的“序與并序”的不同。黃侃雖然明白二者有區別,而為回護昭明,仍然認同何焯的觀點。歷覽東漢以還如班固《兩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馬融《長笛賦序》、陸機《豪士賦序》、左思《三都賦序》等,即知何焯混淆了履端之序與作為文體的序的區別。力之撰有《宋玉〈高唐〉〈神女〉二賦之序為史辭辨》,認為:“此二‘序均非宋玉所自撰, 而是昭明或其前的某人摘相關著作的文字以為之。”力之:《宋玉〈高唐〉〈神女〉二賦之序為史辭辨》,《欽州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試圖解決前人關于《高唐》《神女》賦序的爭端。即使二序如其所言,是后人摘史辭為之,我們也不能將其視為賦序。

  對于《文選》摘史辭為序的問題,屈守元在注禰衡《鸚鵡賦》時,認為:

  以上為此賦之序。當本載之《禰衡集》中,張騭取之入《文士傳》;范曄修《后漢書》,又采之入《文苑傳》耳。凡指摘昭明誤抄《后漢書》之文謂之《序》者,皆本末倒置,不明古書體例之瞽說也。《文選》諸文所載之《序》,皆取之別集之中者也(單行篇章亦然)。⑧

  在他看來,所謂的諸多史辭之序均是史家采之于別集,《文選》亦是據別集而錄,并無不當。力之撰《關于〈文選〉“摘史辭以為序”之是非問題》,從六朝總集編撰、隋唐類書引錄以及魏晉南北朝人編集的情況等幾方面,闡明“昭明太子編撰《文選》而摘史辭以為某些作品之序,在當時并非‘誤也”。力之:《關于〈文選〉“摘史辭以為序”之是非問題》,《古典文獻研究》第13輯,鳳凰出版社,2010年。均是為《文選》摘史辭為序進行回護。目前所見摘史辭為序之例,均為兩漢之作,其時別集的概念尚未產生。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云:“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于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于晉代。”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第296頁。諸多漢人之集,均為晉以后之人所編,將后人編集時所撰的說明文字視為賦作之序,顯然是不恰當的。

  又,胡大雷從文體觀念的角度,對《文選》賦序進行討論,認為序有篇內之序和篇外之序的區別。篇內之序,往往導致誤析本文為序;篇外之序,則會剪截史辭為之。并以此否定王觀國的觀點:

  假如王觀國稱《文選》把這些文字當作“自序”,他的話是對的,這些文字確實不是“自序”;假如王觀國稱這些文字因為不是作者自己所作而是他人所作就不是“序”,則沒有道理,我們前面所說高誘為《呂氏春秋》《淮南子》所作的序(敘)及皇甫謐為《三都賦》所作的序就不是“序”?只不過《文選》所錄的這些“序”是史家所為罷了,《文選》的編者認為這些“史辭”是“序(敘)所以為作者之意”的,是從他處“剪截”而來。胡大雷:《從〈文選〉的文體觀念論〈文選〉賦“序”》,《惠州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看似言之成理,但這是有問題的,所論與“序”的文體特征及其發展歷程并不相符。趙翼云:“孫炎云:‘序,端緒也。孔子作《序卦》及《尚書序》,子夏作《詩序》,其來尚已。然何休、杜預之序《左氏》《公羊》,乃傳經者之自為序也;史遷、班固之序傳,乃作史者之自為序也;劉向之敘錄諸書,乃校書者之自為序也。其假手于他人以重于世也,自皇甫謐之序左思《三都》始。”趙翼:《陔余叢考》卷22,中華書局,1963年,第425頁。按,孫炎語,《史記集解序》注引張守節《正義》云:“序,緒也。孫炎云:謂端緒也。孔子作《易·序卦》,子夏作《詩序》,序之義其來尚矣。”與此略異。如趙翼所言,兩漢魏晉之世,傳經、作史、校書者,其時皆往往自為序,罕見有假手他人為序者。高誘為《呂氏春秋》《淮南子》作序,表面看來是為古書所作的他序,實際上是因為他替兩書作注之后而自為序,可視為自著書之序,觀其兩序之后段文字即了然明白,文長不備引。可見,兩漢并不存在他序,無論是專書,還是單篇作品均如此。而皇甫謐《三都賦序》在六朝時也為特例,除此之外也找不到第二篇為他人單篇作品作序的例子。把后世史家的史辭,作為作品的“他序”,也是不恰當的。

  在梳理清楚前人關于《文選》收錄賦序的爭論之后,我們再來全面理董兩漢賦序,就可以得到較為確定的答案。

  二、西漢無賦序說

  目前傳世的被視為賦序的西漢作品共有10篇,分別是賈誼1篇,枚乘1篇,劉勝1篇,司馬相如1篇,劉歆1篇,揚雄5篇,其中5篇見于《文選》。現將諸作分類辨析如下。

  1.可以確定系摘錄史辭為序者,有3篇

  賈誼《鳥賦》開端有散行文字,《文選》卷十三、《藝文類聚》卷九十二皆收入,《文選》于題下注有“并序”二字。其實該段文字與《史記》《漢書》本傳所載事跡全同,實乃史傳述其行跡之語,并非賈誼為賦所作之序。

  劉歆《遂初賦》,見《古文苑》卷五,開端之散行文字云:“《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為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嘆征事,而寄己意。”章樵:《古文苑》卷5,四部叢刊影宋本。《古文苑》一書,世傳乃北宋孫洙得于佛寺經龕,據云為唐人所藏先唐詩賦文章。其成書年代頗多爭議,李芳考訂為“嘉祐六年(1061)至淳熙六年(1179)之間”,見李芳:《〈古文苑〉成書年代考》,《古典文獻研究》2005第8輯;王曉鵑則進一步縮小范圍,“大致在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至紹興三十一年(1161)之間”,見王曉鵑:《〈古文苑〉成書年代考》,《文史哲》2010年第1期。其題下有“并序”二字,則是將此視為賦序。文中稱“劉歆”、稱“成帝”廟號,顯非劉歆自作,力之認為:“據本傳,劉歆為侍中、都尉、中光祿大夫在哀帝即位后, 而《序》云在成帝時。可見《序》不但不是劉歆自為,而且知為者節《漢書》文綴此序時,極為粗心,竟將劉歆在哀帝時之任職系在成帝時。”見《試論賦之范圍與漢賦“序文”之作者問題——讀〈全漢賦〉》,《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乃是好事者據《漢書·劉歆傳》而為之。此文又略見于《藝文類聚》卷二十七,并未標明為賦序。歐陽詢:《藝文類聚》卷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89~490頁。

  《太平御覽》卷八十九載揚雄《酒賦敘》云:“漢孝成帝好酒,雄作《酒賦》以諷之。”而《漢書·陳遵傳》云:“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班固:《漢書》卷92,中華書局,1962年,第3712頁。《酒賦》或即《酒箴》,《御覽》之文應該是據《漢書》改作,并非揚雄所作賦序。

  2.作品本身真偽成疑,序文乃綴輯他書文字者,有3篇

  此類作品最有名的當屬司馬相如《長門賦》。《文選》卷十六收錄該賦,以其開端之散文為序,其文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事純屬子虛烏有,其文自非相如所作,不知《文選》編者輯自何處。且賦之本身是否可屬之相如,亦存在較大爭議。如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云:“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原注云:“《長門賦》乃后人托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岳麓書社,1994年,第695頁。 乃以“賦序”所言不實,認為賦作亦非相如所作。又如何焯《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云:“(司馬長卿《長門賦》)此文乃后人所擬,非相如作。其詞細麗,蓋平子之流也。”何焯:《義門讀書記》,中華書局,1987年,第879頁。亦以賦為后人擬作。今人雖對顧炎武與何焯否定司馬相如對《長門賦》的著作權頗多異議,但對所謂“賦序”還是認為屬于偽作,不可憑信。參見馬積高:《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中華書局,2001年,第48~49頁。康達維《司馬相如的〈長門賦〉》曾征引許世瑛、簡宗梧等的觀點,認為序文雖是后人偽作,賦卻是司馬相如所作。見康達維:《漢代宮廷文學與文化之探微:康達維自選集》,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6~8頁。

  《古文苑》卷三收錄枚乘《忘憂館柳賦》及中山王劉勝《文木賦》,其前有散體文字,編者將其視為賦序。不過,其文乃據《西京雜記》卷四和卷六的文字綴輯而成,實非賦序,陳元龍《歷代賦匯》、嚴可均《全漢文》、費振剛等《全漢賦》在收錄時皆刊落之。何況關于賦作本身也存在爭議,有的學者認為這些作品至少是西漢后期人的偽托,如馬積高《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9~70頁)、康達維《〈西京雜記〉中的賦篇》(《漢代宮廷文學與文化之探微:康達維自選集》);也有學者從用韻的角度試圖力證其不偽,但尚嫌單薄,參見吳從祥:《論梁孝王忘憂館七賦真偽及其文學史意義》,《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遑論賦序。

  3.序文或出自賦作者之手,但不能視為賦序者,有4篇

  揚雄的《甘泉》《羽獵》《長楊》《河東》四賦,載于《漢書·揚雄傳》,《文選》收錄前三篇,皆題有“并序”二字,乃以賦開端之散行文字為賦序。《河東賦》未入《文選》,嚴可均《全漢文》亦取《漢書》之文為賦序。諸篇散行文字是否為揚雄所作賦序呢?王芑孫《讀賦卮言·序例》云:“西漢賦七篇,中間有序者五篇:《甘泉》《長門》《羽獵》《長楊》《鳥》,其題作序者,皆后人加之,故即錄史傳以著其所由作,非序也。”王芑孫:《讀賦卮言》,《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上海淞隱閣光緒五年三月印。馬積高云:“《文選》所載揚雄《甘泉》《河東》等賦之序,前人即曾指出取之《漢書·揚雄傳》。”但是,《揚雄傳》的來源,通常認為是錄自揚雄之自序。如劉知幾《史通·雜說上》云:“馬卿為《自序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固于《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浦起龍:《史通通釋》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70頁)《漢書·揚雄傳》“贊曰:雄之自序云爾。”顏師古注云:“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卷87下,中華書局,1962年,第3583頁)王先謙《漢書補注》引王念孫曰:“段玉裁云:此傳為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贊曰‘雄之自序云,乃總上一篇之辭。唐初《自序》已無單行本,故師古注特就贊首一語明之。”(《漢書補注》卷87下,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1488頁。按段玉裁《書〈漢書·揚雄傳〉后》文字與此略有不同。見《經韻樓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0頁)今人張震澤亦云:“《漢書·揚雄傳》全部即雄《自序》之文。”(《揚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05頁)《文選》所錄諸賦題為序者,固是揚雄所作,但這些文字乃述其生平行事之語,屬于序傳,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9《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6頁。不可視為賦序。谷口洋亦認為:“這些‘賦序不是原來就有的,而是揚雄晚年編寫《自序》時附上的。……揚雄《自序》盡管出于作者自身之手,但與后代的賦序不可同日而論。”參見[日]谷口洋:《試論兩漢“賦序”的不同性質》,《濟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諸篇中《羽獵賦》尤為特殊。王觀國云:“揚子云《羽獵賦》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于義,昭明析‘頌曰為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③王觀國:《學林》卷7,中華書局,1988年,第220、221頁。按,《羽獵賦》前“孝成帝時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諷之,其辭曰……”這一段文字,據上文可知,乃揚雄自述;緊接其后的“或稱羲農……遂作頌曰”則是賦之正文,被《文選》編者誤析為序,以致五臣之張銑遂有“賦有兩序”之說。按,張銑對賦序的認識非常疏闊。枚乘《七發》八首,張銑注云:“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五臣注本,如宋陳八郎本、朝鮮正德四年本等均作張銑;六臣注本中,東京大學藏奎章閣本亦作張銑,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作張銑,末云“善注同”,四部叢刊影宋刊本作李善,末云“銑同善注”;李善注本,如胡克家重刻宋淳熙尤袤刻本則無此條)所謂“第一首”,即賦的開端楚太子與吳客的問對,這猶如宋玉《高唐》《神女》開端之文,是不可視為賦序的。王觀國注意到《羽獵賦》序文的特殊性,并博征諸賦,以為賦中用“頌曰”等類似的文字并不妨害其應為賦作的正文,所論頗有見地。不過其既已知揚雄《甘泉賦》之序乃“昭明摘史辭以為序”,③仍以《羽獵賦》前揚雄自述為賦序,則未為允當。

  所謂西漢賦序,不論是《文選》收錄的,還是其他文獻著錄的,均非作者本人為賦而作的序。盡管這些文字對了解賦作有一定的幫助,也確實有人將其當作賦序,但是它們并不符合賦序的文體特征。在西漢時不存在真正的賦序。

  三、東漢賦序辨析

  隨著漢賦與序文文體的發展,東漢初已出現作者自作的賦序。桓譚的《仙賦序》以第一人稱敘述其作賦的緣由,常被視為真正的賦序。如吳承學認為:“在文集中,賦出現‘序,較早是揚雄,在一些文集中,他的不少賦都有序。……但這些序大概是后人從《漢書》中輯錄下來的,而不一定是揚雄自撰,故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序文。真正的賦序大約出現在東漢時代,如桓譚《仙賦》的序。”(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23頁)文云:“余少時為中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部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向山,署曰:‘望仙門。余居此焉,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為小賦,以頌美曰。”嚴可均:《全后漢文》,中華書局,1958年,第535頁。《藝文類聚》無“余居此焉”四字,嚴氏據《北堂書鈔》校補。有關文字的校改,可參見孔廣陶之注。見孔廣陶校注本《北堂書鈔》,學苑出版社,2003年影印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本,下冊第147頁。此序及賦現存《藝文類聚》卷七十八,《北堂書鈔》卷一百二有《桓子新論》一則及《仙賦序》,文字與此略同而稍簡。《書鈔》所引《新論》被視為其第十二篇《道賦》之文。由兩者并為《書鈔》所引,可知此序應是桓譚為《仙賦》而作,后在作《新論》時復采入書中。又馮衍《顯志賦》前有長文,《后漢書·馮衍傳》引錄,云:“退而作賦,又自論曰。”該文的大部分篇幅是在敘述其失志和隱居生活,有似一篇《顯志論》。不過其末云:“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睹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里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云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敘述賦之所由作,又明顯屬于序的功能。《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自論”中文字“游情宇宙,流目八纮”,即題為馮衍《顯志賦序》。近人陳漢章云:“《后漢書·馮衍傳》:‘退而作賦,又自論曰,自論,即自序也。”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論說》引,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31頁。日本學者谷口洋亦認為:“這篇文章雖題為《自論》,其內容完全貼合于賦,可為事實上的賦序。”[日]谷口洋:《試論兩漢“賦序”的不同性質》,《濟南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雖然“自論”之主體部分不是在說明寫作緣由,但其討論的內容又和賦作密切相關,且古今學者均有將其視為賦序者,我們也不妨以賦序視之。馮衍另有《楊節賦序》殘文,見《初學記》卷六,文云:“馮子耕于驪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吊問之禮,絕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無偶俗之志。”徐堅:《初學記》,中華書局,2004年,第136頁。所云超物絕俗之志,與《顯志賦序》近似。據《文選·潘岳西征賦》李善注,《楊節賦》應為《揚節賦》。序文別無可考。

  杜篤《論都賦》見《后漢書·文苑傳上·杜篤傳》,賦前有兩段散體文字,被目為“奏并序”。奏文末云:“竊見司馬相如、揚子云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這是在奏疏中說明自己作《論都賦》的緣由。接下述光武帝之行跡、客欲遷都咸陽之言以及杜篤的反駁,始云:“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岳。”末云:“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世據雍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交代作賦的背景及緣由。《歷代賦匯》卷三十二即于題下云“有序”,將兩段文字均采入,嚴可均《全后漢文》卷二十八則題為“并上奏及序”,將兩段文字分為奏文和賦序,費振剛等《全漢賦》則從嚴氏,可見“皇帝以建武”以下歷來是被視為賦序的。從其文意及功用來看,該文也確實符合賦序的特點。

  從上述東漢初年諸人的賦作來看,賦序已經正式登上舞臺,并很快誕生了東漢賦序的第一名篇——班固《兩都賦序》。東漢中后期,賦序創作已是較為普遍的現象。嚴可均《全后漢文》共輯錄了16位作者的25篇賦序,詳情如下:桓譚1篇、馮衍2篇、杜篤1篇、班固1篇、馬融1篇、傅毅1篇、崔骃2篇、張衡4篇、王延壽1篇、邊韶1篇、邊讓1篇、崔琰1篇、徐幹1篇、趙岐1篇、王粲3篇、陳琳3篇。按,嚴可均《全后漢文》據《太平御覽》卷九二一錄有張升《白鳩賦》并序,今檢《御覽》,實為《白鳩頌》,忽略不計。王粲三篇賦序分別為《投壺賦序》《圍棋賦序》《彈棋賦序》,俞紹初先生認為應合為一篇《彈棋賦序》(《建安七子集》第109頁),姑仍其舊。另外,《全后漢文》中賦前有散體文字,但未標明為賦序者有:班昭《大雀賦》《東征賦》、崔寔《大赦賦》、蔡邕《傷故栗賦》《述行賦》、禰衡《鸚鵡賦》、楊修《孔雀賦》、劉楨《瓜賦》。共有作者22位,作品33篇。不過這些作品,有的仍然存在爭議,有的可能并非作者本人所為,均需細加辨析。另外,還有幾篇《全后漢文》失收的文字,疑似為賦序,也需再討論。茲將諸作分類辨析如下。

  1.《全后漢文》標明為序者

  (1)誤析賦文為序

  傅毅《舞賦》見于《文選》卷十七,《全后漢文》卷四十三。其文以楚襄王與宋玉的問答開端,與宋玉《高唐》諸賦類似。《藝文類聚》卷四十三節錄之,《古文苑》卷二又據之轉錄,不過作者改為宋玉,遂啟后人疑竇。關于作者的爭論,在此不擬詳論。《古文苑》章樵注云:“后人好事者以前有楚襄、宋玉相唯諾之詞,遂指為玉所作,其實非也。”王世貞《藝苑卮言》卷2、梁章鉅《文選旁證》卷18均嘗疑之。今人方銘、吳廣平、劉剛等則力挺其為宋玉所作,見方銘:《戰國文學史》,武漢出版社,1996年,第415~417頁;吳廣平:《宋玉集》,岳麓書社,2001年,第139~140頁;劉剛:《宋玉辭賦考論》,遼海出版社,2006年,第91~101頁。其序文,通常也認為是《文選》編者析賦首一段而成,何焯云:“前后俱寫一時宴飲之事,中敘舞之節奏,此即賦之正文,不必列之為序。”“《高唐》《神女》諸賦,以問答發端,序即正文,非若《長門》《鳥賦》等序也。《舞賦》正擬《高唐》遺格,問答中間全用韻語,姿態橫生,與后文自成一片。”于光華:《評注昭明文選》卷4引,民國上海掃葉山房本。所論甚是。

  (2)摘錄史辭為序

  張衡《思玄賦序》云:“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兇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文選》《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與《歷代賦匯》均無此序,嚴可均《全后漢文》載錄,張震澤認為:“此序乃后人錄《后漢書》本傳文為之。”⑥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5、271頁。其說良是。此序與《后漢書》張衡本傳之文全同,或為嚴可均輯錄時割裂史傳而成。

  張衡《鴻賦序》,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未收,嚴可均《全后漢文》據《太平預覽》卷九一六輯錄,嚴可均將卷次誤為“卷九一九”,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仍之,今為拈出。費振剛等《全漢賦》從之。張震澤已疑其有誤,云:“或以為此篇乃隋盧思道《孤鴻賦》”。⑥龔克昌等通過仔細比對,確認該文為《隋書·盧思道傳》所錄《孤鴻賦序》的一部分。參見龔克昌等:《全漢賦評注·后漢》,花山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582~584頁。蹤凡對此作了進一步闡釋:“盧氏在序中引用了《揚子》《淮南子》和張平子(張衡)賦中的話以抒發情懷,而《太平御覽》卷九一六‘鴻”字條在征引時卻將‘揚子、‘淮南子、‘平子賦皆另起一行,而與‘隋書并列,似乎已將‘南寓衡陽以下文字誤判為張衡所作。”蹤凡:《嚴可均〈全漢文〉〈全后漢文〉輯錄漢賦之闕誤》,《文學遺產》2007年第6期。按,“南寓衡陽”句,祝尚書注云:“寓,《北史》本傳引作‘翔。按《文選》張衡《西京賦》:‘鳥則鹔鴰鴇,駕鵝鴻。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雁門。”(祝尚書:《盧思道集校注》,巴蜀書社,2001年,第103頁)可知其文實出自張衡《西京賦》。指出了《太平御覽》的編者在征引盧思道《孤鴻賦序》時將其文割裂成幾段的錯誤。嚴可均《全后漢文》所錄之《鴻賦序》不能算作張衡的作品,已可視為定論。

  (3)序文來源不甚明了

  賦前有散體文字,曾被當作賦序,其實并非賦序,但具體來源不明。崔骃《大將軍西征賦》,見《藝文類聚》卷五十九,其前有散體文字,嚴可均析為賦序,文云:“主簿骃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具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據《后漢書·崔骃傳》,骃為竇憲掾屬。所謂“大將軍”即指竇憲,文稱“主簿骃言”,顯然不是崔骃本人的口吻,更可能是史官的記載,歐陽詢在編纂《藝文類聚》時將其輯入,其實本非賦序。

  2.疑似賦序,《全后漢文》收錄,但未標明者

  《全后漢文》所收錄賦作,有八篇賦前有散體文字,嚴可均并未標明為序,其中蔡邕《傷故栗賦》《述行賦》、楊修《孔雀賦》三篇之文字都符合序文敘作者之所由作的特點,可以視為賦序。其余五篇作品恐均不得稱為賦序,一一辨析如下:

  班昭《大雀賦》見《藝文類聚》卷九十二,賦前散體文字云:“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東征賦》見《文選》卷九,李善注引《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這兩段文字收錄于《全后漢文》卷九十六,皆以漢宮中對班昭的尊稱“大家”來指稱班昭,顯然也不是班昭自作賦序。尤其后者并非《文選》正文,而是見于李善注引《大家集》,更可證實其乃后人在編《大家集》時附益上去的。

  崔寔《大赦賦》云:“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亹亹乎恩隆平之進也,寔就而賦焉。以為……”《全后漢文》據《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初學記》卷二十收錄,未標明為序;《歷代賦匯》卷四十四卻將其析出為序。該文之行文有類史傳,但來源已不詳,不宜遽定為賦序。

  禰衡《鸚鵡賦》云:“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于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愿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文選》卷十三收錄,標明為序。《后漢書》本傳云:“(黃)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愿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兩者文字繁簡不同,且舉卮者有客和黃射之別,不過其行文方式卻非常相似,并且均用第三人稱記述。因此此文應該不是禰衡自作賦序。王觀國即以為乃昭明摘史辭以為序(《學林》卷七)。

  劉楨《瓜賦》云:“楨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俞紹初先生認為:“文中直呼曹植其名,不類劉楨口氣,恐非原序。……疑初是史家記事之文,后轉展抄引乃以為序耳。”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中華書局,2005年,第206頁。所言甚是。

  3.疑似賦序,《全后漢文》失收者

  在《全后漢文》之外,還有幾篇類似賦序的作品,也需略加辨析。有兩篇可視作賦序。《歲時廣記》卷十六引王延壽《千秋賦》云:“鞦韆,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漢宮廷之戲,祝辭也。”《全后漢文》及《全漢賦》均失收,吳廣平以為即是賦序,吳廣平:《〈全漢賦〉輯校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中國韻文學刊》2004年第2期。可從。《水經注》卷一九有繁欽《建章鳳闕賦》佚文:“秦漢規模,廓然毀泯,惟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蹤凡認為:“《玉海》卷一六九亦引錄此六句,并標明‘序云二字;宋李劉《四六標準》卷二七《賀趙尚書知平江府》注引錄前四句,亦標明為‘序。”蹤凡:《嚴可均〈全漢文〉〈全后漢文〉輯錄漢賦之闕誤》,《文學遺產》2007年第6期。此六句應為賦序。

  另有三篇疑似賦序,但實非賦序。王延壽《夢賦》,嚴可均《全后漢文》據《藝文類聚》卷七十九輯。錢鐘書《管錐編》云:“王延壽《夢賦》,按亦見《古文苑》卷六,而嚴氏只輯自《藝文類聚》卷七九,偶忽于參校,其文遂未全備。”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1015頁。確實,《古文苑》賦前有散體文字,嚴氏《全后漢文》即失收,文云:“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敘夢,后夢者讀誦以卻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古文苑》卷三)其文雖似賦序,不過通篇用“臣”自稱,似非為《夢賦》而作序。或即其賦魯靈光殿時,向魯恭王獻《夢賦》的奏文。《古文苑》編者或曾睹其文,乃截為《夢賦》之序。

  《藝文類聚》卷六十一引張衡《西京賦》云:“昔班固睹世祖遷都于洛邑,懼將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98頁。此段文字不見于《文選》,嚴可均《全后漢文》亦未收,高步瀛認為:“今《西京賦》無此語,且與賦不類,殆是《兩京賦序》,恐亦非平子為之。或編《平子集》者所為,否則后人注《西京賦》者之語耳。”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中華書局,1985年,第243頁。張震澤也認為該序“或為后人所加”。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頁。文中稱“張平子”,明顯不是出自張衡之手。

  《古文苑》卷七錄王粲《浮淮賦》,前云:“魏文帝賦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運,泛舟萬艘。時余從行,始入淮口,行洎東山,睹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命粲同作。”章樵:《古文苑》卷7,守山閣叢書本。吳廣平認為:“此賦(指《浮淮賦》)《古文苑》卷七所錄與《初學記》所錄對照,多賦序,且較完整,也應當以《古文苑》所錄為底本。”吳廣平:《〈全漢賦〉輯校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中國韻文學刊》2004年第2期。不過此賦序全引曹丕之作,只“命粲同作”四字為其所無,應是《古文苑》編者據諸多建安同題共作之賦序而為之。且文中稱曹丕為“魏文帝”,這顯然也不是王粲所能預知。雖然“魏文帝”之稱,可能為后世編集者所改,但是,這種將他人之序文全引而作為已作之序的情況,除此之外絕無僅有。該篇賦序實不可信。

  綜上所論,《全后漢文》著錄東漢22家的33篇賦序中,有崔骃1篇、班昭2篇、傅毅1篇、張衡2篇、禰衡1篇、劉楨1篇不可靠,《全后漢文》之外,另有王延壽、繁欽各一篇賦序,再去除班昭、傅毅、禰衡、劉楨4人,故傳世東漢賦序較可靠者共有19家的27篇作品。這些賦序內容已十分多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感慨靈光殿經戰亂而獨存,而云“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這與班固《兩都賦序》一樣具有文論的意義;張衡《溫泉賦序》云“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巒,壯厥類之獨美,思在化之所原,嘉洪澤之普施。”顯示了作為抒情小賦之序的美文的特色;邊韶《塞賦序》談作賦動機及被吟詠之物的特點,體現詠物賦的發展;蔡邕《述行賦序》乃感時傷世之作;陳琳《武軍賦序》《神武賦序》則直接交代賦之背景;馬融《長笛賦序》透露出開始拓展賦之題材的傾向。可以看出,賦序在正式登臺伊始就異彩紛呈了。至魏晉時,賦序發展到頂峰,數量超過兩百篇,功能也非常多樣,已引起學者較多的關注。公開發表的文章大致有王琳:《魏晉“賦序”簡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徐丹麗:《魏晉六朝賦序簡論》,《古典文獻研究》2004年第7輯;趙厚均:《兩晉賦序與文學批評》,《古代文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21輯;黃志立:《中古賦序發微》,《北方論叢》2016年第3期等。另有數篇以“六朝賦序”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這自然離不開東漢賦序的孕育之功。

  綜上言之,對于《文選》中存在爭議的賦序,我們既不必如蘇軾般指摘蕭統之所為“乃大可笑”,又不必如何焯為蕭統之失曲為之辯,而應作出平情之論:蕭統編輯《文選》時對賦序的處理,顯見對賦序這一文體尚未有清楚的認識。盡管在《文選》中單列了“序”類,并選錄皇甫謐《三都賦序》和陸機《豪士賦序》,在對待宋玉及兩漢賦序的問題上,蕭統還是存在誤析正文為序、摘錄史辭為序等不恰當的做法,以致引發后世紛爭。通過本文對兩漢賦序的全面梳理,可以看出:西漢時序文還處于書序為主的階段,尚不存在賦序、詩序等作者為自己的單篇作品所作的序,自然更不會有為他人單篇作品所作的序;東漢初已出現真正的賦序,但有關文獻著錄的賦序也并不完全可靠。嚴可均為保存一代文獻,力圖巨細無遺地將相關文字收錄書中,以致在賦序的處理上存在誤收、失收等情況。我們今天再來討論早期的賦序,自需嚴加甄辨,力求對這一文體有更清楚的認識。

《《文選》賦序論爭與兩漢賦序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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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文選》賦序論爭與兩漢賦序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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