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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趾源《熱河日記》中的“打斗場景”敘事及其文化意蘊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文學論文發布時間:2019-12-31 09:13:54瀏覽:1

受明代小說《水滸傳》的影響,樸趾源在《熱河日記》中描繪了不少“打斗場景”,因此,《熱河日記》雖不是一部小說,但它卻明顯呈現出場景化的小說敘事特征。面對朝鮮朝社會出現民族自我意識膨脹的現實

   [摘要]受明代小說《水滸傳》的影響,樸趾源在《熱河日記》中描繪了不少“打斗場景”,因此,《熱河日記》雖不是一部小說,但它卻明顯呈現出場景化的小說敘事特征。面對朝鮮朝社會出現民族自我意識膨脹的現實,樸趾源站在“利用厚生”的思想高度,以使團隨行“下人”的日常生活為突破口,對當時“朝鮮中華主義”風行下的人情世態進行了戲劇性的刻畫,具有一定的諷刺意味,體現出他對朝鮮朝社會排清意識的反思。

  [關鍵詞] 樸趾源;《熱河日記》;《水滸傳》;打斗場景;華夷觀

  [中圖分類號] I312.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19)04-0012-06

人文雜志

  《人文雜志》(月刊)創刊于1957年,是由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我國唯一以“人文”冠名的學術理論刊物。自創刊以來的近半個世紀,它一貫明確倡導彪炳人文精神,傳承中華文明,踐行學術研究中的學術性、思想性和原創性,以質衡文,出精品,創一流,積極地參與到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進程之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樸趾源(1737—1805)是朝鮮朝后期著名的實學家與文學家,1780年,他跟隨堂兄樸明源出使中國,后來他將此次中國之行的見聞與體驗寫成《熱河日記》一書。然而,《熱河日記》并不是一部完全紀實性的行記,這從它誕生之初朝鮮朝士人對其的評價就可知一二。

  樸趾源的友人成大中曾說,《熱河日記》是“一部謊書”,[1](249)聽到此話后的樸趾源雖極力否認,但李德懋認為,這只是樸趾源“恐使外人知”[1](249)的表現。事實上,在《熱河日記》中的一些人物命名問題上,樸趾源確有故意“扯謊”的嫌疑。據《熱河日記》記載,六月二十七日樸趾源曾與御醫卞主薄的一位名叫“戴宗”[2](12)的馬頭在酒樓飲酒,這位馬頭與《水滸傳》中神行太保戴宗的名諱相同。又七月初七日,樸趾源在閭陽驛遇到了一位名叫“孝壽”[2](70)的孩童,而樸趾源孫子的名字就叫樸孝壽。[3](349)由此可見,成大中對樸趾源的指責也并非空穴來風。當然,《熱河日記》的失實問題還不僅體現在人物姓名的設置上,在一些敘事內容上也有故意虛構的成分。如《熱河日記》中記載,朝鮮朝使團停留承德避暑山莊之際,清人尹嘉銓曾向樸趾源談論袁枚并朗誦了袁枚的《博望城》,這實際上是樸趾源參照李德懋《清脾錄》中的袁枚記事而虛構出來的故事。[4](31~37)因此,《熱河日記》與其他燕行錄作品有所不同,它充斥著樸趾源個人的文學創作意識與技巧。

  國內學術界對《熱河日記》的關注由來已久,從對已有成果的整理來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理出版與文體”“文化交流”“清代宗教與民族政策”“清代民俗、戲劇與城市史”與“朝鮮西學史與實學思想”等五大領域。[5](56~59)除此之外,也有對樸趾源《熱河日記》中清代漢語官話,[6](272~274)以及新發現的《熱河日記》手抄本[4](31~37)進行的個案研究?偟膩碚f,目前的研究主要探討《熱河日記》所折射出的18世紀朝鮮朝實學思想與清朝文化面貌,而從文學角度分析《熱河日記》創作特點的成果相對較少。并且,這些從文學視角對《熱河日記》展開的分析,又主要是從諷刺與寓言藝術的角度對其中的《虎叱》與《許生傳》兩篇短文進行考察[①],研究者尚未意識到《熱河日記》整體敘事中呈現的小說化特征。當然,這里所說的“小說化”特征并不是指簡單的“口語化”語言風格[②],而是指《熱河日記》中所呈現出的場景化空間敘事。

  《熱河日記》記述了樸趾源從六月二十四日渡鴨綠江起,經沈陽、山海關到北京,又轉赴熱河承德,然后到八月二十日再次返回北京之后的見聞。從敘事時間來看,它是按照傳統的順時序時間展開記述的,這和同時代的其他中國行記作品沒有多少差別。但是,樸趾源在進行時間敘事時還穿插了大量的空間場景描寫,使得《熱河日記》又呈現出場景化敘事的小說特征。而所謂敘事的“場景化”,就是指“通過具有一定立體感和直觀性的場景來展示故事情節”。[7](256)這些立體感和直觀性的“場景”通常就是一些戲劇性事件,[8](191)在這些戲劇性的事件中,它的“故事時間約等于敘事時間”。[7](259)也就是說,樸趾源在處理《熱河日記》中的一些敘事時,是通過描繪空間感很強的一個個生活片段來展示故事,而不是采用行記作家們常用的概括講述手法,這就是《熱河日記》在敘事結構上的獨特之處。所以,如果仔細閱讀《熱河日記》就可以發現,樸趾源非常注重場景的設置與描繪,這其中側重人物內容的“打斗場景”又特別引人注目。本文期望從“場景化”敘事這一視角出發,深入揭示《熱河日記》中“打斗場景”的文學性與敘事特征,并還原這些打斗場景敘事中所蘊含的文化思想記憶。

  一、《熱河日記》中“打斗場景”的面貌

  在中國的古代小說中,“多對多”“一對多”與“一對一”的“打斗場景”是非常重要的場景類型。同時,就造型藝術而言,這些打斗場景又包括動與靜兩個方面,動態造型主要指打斗者的動作招式與語言交鋒,而靜態造型則包括服飾搭配與色彩構圖。[7](272~277)在《熱河日記》中,樸趾源便向讀者展示了許多“一對一”的動態“打斗場景”。

  六月二十七日使團一行到達柵門,按慣例在這里要向當地人分發禮物,但在分發過程中,出現了因禮物多寡而引起的爭鬧,這時上判事馬頭得龍便挺身而出,惹出了第一場打斗。

  得龍奮髯張目,直前揪其胸,揮拳欲打,顧謂眾胡曰:“這個潑皮好無禮,往年大膽,偷老爺鼠皮項子。又去歲,欺老爺睡了,拔俺腰刀割取了鞘綬,又割了俺所佩的囊子,為俺所覺,送與他一副老拳作知面禮。這個萬端哀乞,喚俺再生的爺娘。今來年久,還欺老爺不記面皮,好大膽!”高聲大叫:“如此鼠子輩,拿首了鳳城將軍!”眾胡齊聲勸解。有一老胡,美須髯,衣服鮮麗,前抱得龍腰曰:“請大哥息怒。”得龍回怒作哂曰:“若不看賢弟面皮時,這部截筒鼻,一拳歪在鳳凰山外!”其舉措恇攘可笑。[2](10~11)

  小說中“一對一”的打斗,通常描繪的是兩人用拳腳展開的相互攻擊,如《水滸傳》中“魯提轄拳打鎮關西”的場景便是這樣。但這里得龍與胡人的打斗場景則有所不同,這場沖突的主要“施暴者”是得龍,打斗的場面也并不激烈,而是以言語交鋒代替拳腳相加。所以,與其說上文中描繪的是得龍與胡人的打斗,還不如說是得龍與胡人進行的爭斗更為貼切。得龍雖然沒有使出自己的拳腳功夫,但很顯然,他那極具威脅性的話語句句戳到了對方的心尖上。以言語交鋒代替拳腳相加的這種爭斗模式便是《熱河日記》中打斗場景的一大特色。又如,八月十七日使團一行到達店房時,樸趾源因口渴偷吃了僧人晾曬的五味子,結果也招致馬頭春宅與僧人之間的一場爭斗。

 、 這方面的相關代表研究如下:金柄珉:《論樸趾源小說〈虎叱〉的原型意蘊——以老虎的形象分析為中心》,《東疆學刊》2002年第1期,第57~64頁;張麗娜:《〈熱河日記〉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94~304頁;陳冰冰:《樸趾源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關聯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3~121頁。

 、 韓國學者姜東燁、李善雄在談論《熱河日記》的文學性時,就涉及語言描述的“口語化”特點。 詳見姜東燁:《熱河日記的文學性研究》,韓國建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2年,第73~76頁;李善雄:《〈熱河日記〉研究,以文學特征為中心》,韓國水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130~134頁。

  一僧熟視,忽大怒,瞋目呵嚷,舉止兇悖。余即起,倚立欄邊,行中馬頭春宅適為爇煙而入,見其狀大怒,直前罵曰:“吾們的老爺,暑天里思吃涼水。這一席東西狠多,不過嚼數粒,自然生津止渴。你這賊光頭無良心,天有天之高,水有水之深,這賊驢不辨高低,不量淺深,如此無禮!你賊驢,甚么貌樣!”其僧脫帽提之,口漲白沫,側肩鵲步而前曰:“你們的老爺,關我甚么天之高!你雖怕也,吾則不怕也!甚么關老爺顯圣、太歲臨門,怕他恁地?”春宅一掌打頰,亂加以我東無理之辱,其僧扶頰搶入。余高聲責春宅,使不得作鬧……春宅又一拳打翻,罵曰:“吾們的老爺奏聞萬歲爺,你這賊腦剮也賴不得,這廟堂蕩蕩的凈做了平地!”其僧起振衣,罵曰:“你們的老爺,白賴他五味子,更要幫子還俺如缽兒暴拳,是甚道理?”看其氣色,漸漸沮死。春宅益肆憤罵曰:“甚么白賴這個?即押下了一斗么、一升么?眼眵似一粒,羞殺我老爺邱山的!皇上若聞這貌樣時,你這顆光頭快快的開開也。吾們的老爺去奏萬歲爺時,你雖不怕吾老爺,還不怕萬歲爺么?”其僧氣益死,不復敢回話。[2](155)

  馬頭春宅雖然有兩次擊打僧人面部的動作,但從文中打斗敘事的重心來看,仍然是以突出言語交鋒為主。春宅的言語中充滿了鄙視與嘲辱,僧人的言語中則透露出不服與委屈。有趣的是,眼看二人的爭論不可收場之際,春宅突然抬出了“萬歲爺”的招牌,原本還與春宅據理力爭的僧人開始泄了底氣,最后雖不服氣,但也不再與春宅發生爭吵。在這段打斗場景中,出色的并不是二人的動作招式,而是你來我往的語言攻擊,而關于“萬歲爺”的對話無疑是這場攻擊波中的高潮。并且在《熱河日記》的打斗場景中,為了在氣勢上壓倒對方而抬出“萬歲爺”的例子不止一處。又如,六月二十七日使團一行從蔥莠出發,于途中偶遇五六個騎驢而行的胡人,樸趾源是這樣描繪隨行馬頭等人與這些胡人之間的打斗場景的:

  馬頭及刷馬驅人輩喝令下驢,前行兩胡下驢側行,后行三胡不肯下驢,馬頭輩齊聲叱下,則怒目直視曰:“爾們的大人,干我甚事!”馬頭直前奪其鞭,擊其赤腳曰:“吾們的大人陪奉是何等物件?赍來是何等文書?黃旗上明明的寫著萬歲爺御前上用!爾們好不愚瞎,還不認過了皇上御用的。”其人下驢,伏地稱死罪。一人起,抱咨文馬頭腰,滿面歡笑曰:“老爺息怒,小人們該死的。”馬頭輩皆大笑,叱令叩頭謝罪,皆跪伏于泥中,以首頓地,黃泥滿額。一行皆大笑,叱令退去。[2](8)

  這場在路中進行的打斗與前面的情形有所不同,是屬于典型的由馬頭等人的“挑釁”所引起的。馬頭等人讓騎驢的胡人下馬,這本來就是無理要求,所以一開始這些胡人的表現顯得相當的不屑。但接著馬頭輩便抬出了“萬歲爺”的招牌,于是這些胡人立馬沒有了剛才的底氣,連忙下驢跪于泥地之上磕頭求饒。

  除了以言語交鋒為主的爭斗外,在樸趾源的筆下,使團隨行的這些馬頭與刷驅總是招惹事端,也就出現了與清朝人發生激烈打斗的現象。再如,七月二十八日使團從豐潤出發前往高麗堡,由于路逢急雨,樸趾源走入一間茶鋪飲茶避雨。稍后在這間茶鋪里,使團的刷驅與茶鋪老板發生了打斗。

  刷驅一人赤身突入,頭上只覆破敗氈笠,腰下僅掩一片布幅,非人非鬼,貌樣兇惡。堂中婦女哄堂啁啾,拋紅都走。鋪主傾身視之,面發赤氣,一躍下椅,奮臂出去,一掌批頰。刷驅曰:“吾馬方虛氣,要賣麥屑,爾何故打人?”鋪主曰:“爾們不識禮義,豈可赤身唐突?”刷驅走出門外,鋪主憤猶未止,冒雨疾追。刷驅轉身大罵,把胸一撲,鋪主翻橫泥中,乃復一腳踏胸而走。鋪主動轉不得,宛其死矣,久而起立,負疼蹣跚而行,渾身黃泥,無所發怒,還入鋪中,怒目視余,口雖無聲,頭勢不好。[2](96)

  從上面的描述可知,這場打斗是由于面目兇惡、衣冠不整的刷驅唐突闖入店鋪,導致原來的客人一哄而散,招致鋪主的極度不滿而引起的。與前面的情形不同,樸趾源在這次打鬧場景中沒有過多渲染刷驅與鋪主二人的語言交鋒,而是突出了二人的打斗動作,用“下椅”“奮臂”“批頰”“疾追”“撲胸”“踏胸”“蹣跚”等詞語向讀者展示了一幅連貫的爭斗畫面。當然,這場打斗的最終結局還是以刷驅的勝利與遁走而告終。

  然而我們發現,在同時代朝鮮朝文人的中國行記作品中,像《熱河日記》這樣花大量筆墨描繪下層奴仆生活片段的很少,而展示這些奴仆與僧人、胡人爭斗甚至打斗場景的目前尚未發現。利昂·塞米利安曾指出,“小說中所描繪的生活畫面,不是無限復雜的生活本身,而是經過作家精選的典型形象。”[9](1)那么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樸趾源為什么熱衷于在《熱河日記》中描繪這些“打斗場景”?如果弄清這一問題,“打斗場景”敘事的文化意蘊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熱河日記》中“打斗場景”的文化意蘊

  戴維·洛奇曾說過:“一個文本有許多種方法來提及另一個文本:戲仿、拼貼、呼應、典故、直接引述以及平行結構。……文學離不開互文性,因為,追根究底起來,所有的文本都擺脫不了其他文本的啟迪,不論作家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10](115)事實上,在《熱河日記》中,除了使用《水滸傳》中“戴宗”這個名號外,樸趾源在其他地方也曾多次提到《水滸傳》。[③] 不僅如此,在一些人物對話中,也涉及到《水滸傳》中的故事情節。如六月二十四日使團一行渡鴨綠江時,曾得到前往長白山砍柴的鳳城居民的幫助,當時有一位鳳城人還背負樸趾源上船。對于這一情節,樸趾源曾如下寫道:

  余騰身載其背,其人笑嘻嘻,入船出氣長息曰:“黑旋風媽媽這樣沉挑時,巴不得上了沂風嶺。”趙主薄明會大笑。余曰:“彼魯漢,不知江革,但知李逵。”趙君曰:“彼語中帶意無限。其說本謂李逵母如此其重,則雖李逵神力亦不得背負逾嶺。且李逵母為虎所噉,故其意則以為如此奴(駑)肉,可卑(畀)餒虎。”[2](5)

  這里樸趾源、趙主薄與鳳城人的對話就涉及到《水滸傳》第四十三回“黑旋風沂嶺殺四虎”的故事情節。由此可知,樸趾源對《水滸傳》的一些故事情節相當熟悉,因而他在《熱河日記》中如此著重描繪“打鬧場景”,很有可能就是受到了《水滸傳》中“打斗場景”的影響。

  比如,這里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端疂G傳》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中曾描繪武松與人在酒館外的打斗場景,其內容如下:

  那大漢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卻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來,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兒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腳。……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里只一丟。[11](414~415)

  這段打斗場景就與上面《熱河日記》中刷驅與鋪主的打斗場景類似。首先,打斗雙方發生爭執的場所雖都在酒鋪之內,但二者打斗的主要場所都限定在酒鋪門外;其次,打斗之初都是最先出手之人,其后反而慘遭痛打,雙方在打斗過程中都出現了局面反轉的情況;最后,打斗過程中都是拳腳相加與扯踏并行,二者打斗動作的招式套路也很類似。所以,樸趾源自身對《水滸傳》的閱讀與接受,影響了《熱河日記》中“打斗場景”的描繪。

  從某種角度來說,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打斗場景往往“反映了一個社會法制體系的廢弛與缺失,因而解決問題不得不訴諸于武力”。[7](274)所以,有研究者認為,《水滸傳》中的打斗場景隱含了“在無序的社會中,人們對暴力的崇拜與對血腥的欣賞”。[7](274)如果從《水滸傳》的這一情況來反觀《熱河日記》中的打斗場景,那么就可以發現樸趾源想表達的也與“秩序”話題有關。

  六月二十七日,使團一行到達柵門時,樸趾源被眼前所見的中國景象驚呆了。“門戶整齊,街術平直,兩沿若引繩,然墻垣皆磚筑。乘車及載車縱橫道中,擺列器皿皆畫瓷,已見其制度絕無村野氣。”[2](10)由于沒有想到滿是“腥膻”的中國居然在房屋、街道與日常器物方面遠勝朝鮮國內,這使得樸趾源的情感產生了深刻的變化,以至于一度出現“前道游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徑還”[2](10)的尷尬局面。然而,當樸趾源詢問隨行的奴仆張福“使汝往生中國何如”時,張福卻對曰:“中國,胡也。小人不愿。”[2](10)這里張福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不愿生在繁華中國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因為此時的中國已經變成了“夷狄”的天下。

 、 如《關帝廟記》中寫道:“有坐讀《水滸傳》者,眾人環坐聽之,擺頭掀鼻,旁若無人。”樸趾源:《熱河日記》,朱瑞平校點,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32頁。又如《關內程史》中寫道:“有演《三國志》者,有演《水滸傳》者,有演《西廂記》者,高聲唱詞,彈吹并作”。樸趾源:《熱河日記》,朱瑞平校點,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103頁。

  17世紀的明亡清興這一重大歷史變故,對東亞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所謂“今日之中州,化為腥膻,一隅青丘,獨保干凈”,[12](12)朝鮮朝士人的“華夷觀”發生了改變。朝鮮朝雖然在政治上奉清朝為宗主,但在文化心理上已經不把清朝當作中華文化的象征,“朝鮮中華主義”思想開始在朝鮮朝社會風起,至此,朝鮮朝已經將自己看作了中華文化正統的唯一繼承者。[13](20~97)所以,成大中就曾感嘆“明之于我,即周之于魯也……明雖亡,賴我而猶不亡也”。[14](477)這時的朝鮮朝士人甚至都不再把自己視為“小中華”,他們認為自己代表的根本就是“中華”。如尹愭就曾說:“昔日東方之稱以小中華者,以其有大中華也,而今其大者,非復舊時疆域矣。地維淪陷,山川變易,曾無一片讀《春秋》之地。而吾東方三百六十州之疆域,蓋無非中華之衣冠謠俗,則優優乎大哉,奚可以小云哉。”[15](334)在這樣一種思想背景下,朝鮮朝士人對清朝產生了普遍的輕視心態,樸趾源仆人張福的回答就是這種輕視心態的一種顯現。

  同時,也正因為在文化心理上充斥著強烈的自豪感與對清朝的輕視感,使團隨行的下人(馬頭與刷驅輩)才會如此的“無禮”與“招惹是非”,與胡人、僧人的爭斗甚至打斗的“底氣”也正是緣于此。因此,《熱河日記》中描繪的打斗場景實際上反映了在“朝鮮中華主義”思想下,由于傳統“華夷觀”的解構,造成朝鮮朝社會自我意識急劇膨脹的社會面相。樸趾源在《熱河日記》中向讀者展示這些打斗場景,其實是他站在“利用厚生”的思想高度上,對當時朝鮮朝社會“朝鮮中華主義”風行下的人情世態進行的戲劇性刻畫。如果說《水滸傳》中的打斗場景隱含著通過“打斗”的暴力方式,對社會的“無序現實”進行抗爭的話,那么樸趾源在《熱河日記》中的“打斗”描繪則隱含了對“朝鮮中華主義”下朝鮮朝社會與中國關系走入“無序”狀態的揭示與思考。這里的“無序”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文化心理上的排斥,特別是相對于明王朝時期的“慕華”與“尊華”而言的。

  其實,在這些打斗場景中,樸趾源也明確表達了自己對這種“輕視中國”態度的看法。如果仔細閱讀的話,就可以發現這些氣焰囂張的使團下人(馬頭與刷驅)很喜歡抬出“萬歲爺”的招牌,這也是馬頭與刷驅們幾次在爭斗中獲得勝利的法寶,這種細節描寫反映的是樸趾源對“朝鮮中華主義”思想“虛妄性”的思考,影射了當時朝鮮朝社會在處理“朝中”關系問題上存在的“理念”與“現實”之間的乖離矛盾,隱含了一定的諷刺性。

  如六月二十七日,使團一行穿過九連城到達柵門時,樸趾源發現隨身物品有所丟失,于是便責罵隨行的仆人張福。

  “汝不存心行裝,常常游目,才及柵門已有閪失。諺所謂‘三三程一日未行,若復行二千里,比至皇城,還恐失爾五臟。吾聞舊遼東及東岳廟,素號奸細人出沒處,汝復賣眼,又未知幾物見失!”張福閔然搔首曰:“小人已知之。兩處觀光時,小人當雙手護眼,誰能拔之?”余不覺寒心,乃應之曰:“善哉。”[2](9~10)

  張福由于初到中國,對中國的景象充滿了好奇,因此一路上熱衷觀賞沿途風光,對財物看管頗為不力。受到責罵的張福當即便立下了軍令狀,表示自己從今以后要蒙住雙眼,絕不再貪看沿途的風景。不過有意思的是,七月初八日當使團一行到達遼陽城時,張福的老毛病卻又再次發作了。

  還遼陽城,車馬轟殷,聚觀者到處成群。……雅聞此處奸宄極多,初行者專心游覽,不善省察,必有所失。往歲一使行,多率無賴為伴,當上下數十人皆初行,衣裝鞍具頗為華侈,入遼陽游覽之際,或失鞍甲或失鐙子,無不狼貝云。張福忽頭冒鞍甲,腰佩雙鐙,立侍于前,全無愧色。余笑叱曰:“何不掩爾雙目?”見者皆大笑。[2](29)

  張福似乎并沒能改掉自己貪玩的習性,當他看到繁華的遼陽城時,早先的豪言又被忘得一干二凈。這里張福一面“不愿生在中國”,卻又“沉迷中國沿途風光”;一面發誓“緊閉雙眼”,卻又食言“睜大雙眼”。這種悖論正是“朝鮮中華主義”下朝鮮朝社會對清“理念”與“現實”之間乖離的顯現。

  1765年,洪大容燕行之時曾結交杭州三士以為摯友,后來樸趾源在為洪大容所編輯的《會友錄》作序時寫道:“向也居其國,則言語衣冠之與同而不相友也。乃今猝然相許于殊音異服之俗者,何也?洪君愀然為間曰,吾豈不知中國之非古之諸夏也,其人之非先王之法服也。雖然,其人所處之地,豈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履之土乎?其人所交之士,豈非齊魯燕趙吳楚閩蜀博見遠游之士乎?其人所讀之書,豈非三代以來,四海萬國極博之載籍乎?……吾乃今得友之道矣。觀其所友,觀其所為友,亦觀其所不友,吾之所以友也。”[16](13~14)洪大容認為,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與服飾雖然與“華制”不同,但中國內的士人們讀的仍然是“圣人”之書,延續的還是“圣人”之道。樸趾源對于洪大容的觀點表示了贊同,他也對朝鮮朝社會在“朝鮮中華主義”的名義下所行的“排清”行為感到不滿。

  六月二十七日,樸趾源與御醫卞主薄以及馬頭戴宗在柵門的一家酒鋪飲酒,當戴宗向店主嚷道“每位四兩”時,卞主薄罵道“四兩酒誰盡飲之”,戴宗連忙解釋道:“四兩非酒錢也,乃酒重也”。[2](12)對此情景,樸趾源無比感嘆地記述道:“其桌上列置斟器,自一兩至十兩各有其器,……喚四兩酒,則以四兩觶斟來,沽酒者更不較量多少,其簡便若此。……周視鋪置,皆整飭端方,無一事茍且彌縫之法,無一物委頓雜亂之形,嗟乎!如此然后始可謂之利用矣,利用然后可以厚生,厚生然后正其德矣。不能利其用而能厚其生,鮮矣。”[2](12)這里,樸趾源提出了“利用厚生”的思想,結合上文的《會友錄序》來看,樸趾源認為實現“利用厚生”的關鍵是要正確認識與看待清朝社會。因此,打斗場景在《熱河日記》中的出現,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蘊,它反映出樸趾源對當時社會上“排清意識”的思考與回應,是他構建《熱河日記》中“北學”精神的重要一環。

  三、結語

  《熱河日記》成書之后,樸趾源曾與好友在碧梧桐亭館聚會,待眾人酒醉之后,樸趾源便開始大聲誦讀《熱河日記》,頗為得意。其時好友樸山如便指出,“先生文章雖工好,稗官奇書,恐自此古文不興。”[17](328)但樸趾源并不為所動,仍舊當著眾人的面誦讀自己的杰作,最后樸山如忍無可忍,乘著酒勁“欲執座傍燭焚其稿”。[17](328)樸山如之所以認定《熱河日記》不是古文,并欲焚之而后快,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熱河日記》中的敘事手法背離了傳統古文的模式,呈現出稗官小說的特征。通過以上考察可知,《熱河日記》雖不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但它的敘事結構卻充斥著場景化的小說特征,“打斗場景”的展示是樸趾源運用小說場景化敘事手法的一個例證。長久以來,我們已經習慣從“形象學”的研究視角去探討《熱河日記》,通過樸趾源的講述與自白來論證“北學”思想的存在。但是,樸趾源的思想精神也有一部分是隱藏在《熱河日記》中那些看似尋常的生活場景之中,這需要并值得我們仔細去發現。

  參考文獻:

  [1][韓]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257)》,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0年。

  [2][韓]樸趾源:《熱河日記》,朱瑞平校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

  [3][韓]鄭珉:《古典文章論語燕巖樸趾源》,首爾:太學社,2010年。

  [4]韓東:《論樸趾源〈熱河日記〉的創作技巧及其手抄本的學術價值》,《東疆學刊》,2016年第4期。

  [5]舒健,韓二帥:《國內學術界關于樸趾源〈熱河日記〉的研究綜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6]于冬梅:《〈熱河日記〉與清代漢語官話史研究》,《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7]黃霖 等:《中國古代小說敘事三維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8][英]珀西·盧伯克:《小說技巧》,方土人、羅婉華譯,《小說美學經典三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

  [9][美]利昂·塞米利安:《現代小說美學》,宋協力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英]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盧麗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

  [11]施耐庵:《水滸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

  [12][韓]正祖:《正祖實錄》,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李朝實錄(47)》,1953年。

  [13]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14][韓]成大中:《青城集》,《韓國文集叢刊(248)》,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0年。

  [15][韓]尹愭:《無名子集》,《韓國文集叢刊(256)》,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0年。

  [16][韓]樸趾源:《燕巖集》,《韓國文集叢刊(252)》,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0年。

  [17][韓]南公轍:《金陵集》,《韓國文集叢刊(272)》,首爾:民族文化促進會,2001年。

  [責任編輯 樸蓮順]

  [①] 這方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94~304頁;陳冰冰:《樸趾源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關聯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73~121頁。

  [②] 韓國學者姜東燁、李善雄在談論《熱河日記》的文學性時,就主要涉及語言描述的“口語化”特點。 詳見姜東燁:《文,2011年,第130~134頁。

  [③] 如《旁若無人。瑞平《關內程史》中寫到“有演《三國志》者,有演《水滸傳》者,有演《西廂記》者,高聲唱詞,彈吹并作。”樸趾源:《熱河日記》, 朱瑞平校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103頁。

《樸趾源《熱河日記》中的“打斗場景”敘事及其文化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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